初识石鼓
中国文化艺术节的会徽图案是石鼓鼓面上放一只五指散开的人手。我认为寓意深刻，伟大的中华民族巨手捧着石鼓，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标志之一的石鼓竟经沧桑风雨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要说故石鼓已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了。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上就有石鼓的碑石记载，《耀州志》第455页“石鼓文碑”条款下记载：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刻立，石碑共有四块，分为序、文、音释、歌颂以及左重耀集柳公权书法所撰写《石鼓文铭》五部分。《序》为耀州知州唐翰辅所撰，略谓石鼓文抄本系左佩玄家藏，得之于苏文忠公（苏轼）。据专家考证，国内保存字十最多的《石鼓文》即为药王山所藏的石鼓文。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陕西日报》周末版多次刊载了汉中市政协尹博灵的文章。尹博灵在药王山住了一周，经过反复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药王山石鼓文碑，重新拓印送南京专家审阅，获得承认，他的研究石鼓文的书终于得到南京一家出版社的出版，后被日本人以5 万元购买了其书版权。终成一家之言。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陕西凤翔府天兴（即陈仓）三畴原出土了十个鼓形石，这就是著名的亘古未有的石鼓。石鼓上刻有籀文（大篆）四言诗，每块十句为一组。发现时已残缺不全，其内容和刻石的年代众说纷纭。周宣王太史籀曾对金文进行了改造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叫“籀文”，俗称“蝌蚪文”。石鼓文是后世流传字数保存比较多且完整的书法遗迹。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唐人张怀权认为 是周宣王打猎大狩所作，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韦应物在《石鼓歌》中写到：
韩愈在石鼓文中写到：
宋朝人董适、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所作。宋朝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中设了三个疑点，但不认为是周宣完王时期史籀所作。他所见时仅485字，后人所见则更少。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是先秦的产物，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金人马定国认为是北朝时期的产物，叙述当时贵族驻跸游猎生活。近代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的产物，与韦应物、韩愈的说法相差不大。公元前765年至公元前761年与周旋王时期相差17年。马衡认为是秦穆公时所刻，即公元前657年至公元前621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一文中断言，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所刻，也就是 公元前70年，立于三畴原。距周宣王更近，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时大手笔。请乾隆十五年下令摹勒石鼓十枚，和原物一样，放置辟雍即现在北京雍和宫、国子监内以便人们拓印。于是石鼓文拓片有新旧两种。石鼓文拓片唐代就有，但没有留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文拓片被民国时秦文锦出售给日本东京何井全卢氏。社会上流 传的早期拓片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天一阁存藏的北宋拓片有422字，为国内字数最多。
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师法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石鼓共有十只，每只高2尺，直径1尺多，形象似鼓，上细下粗，顶微圆，光为碣壮，铭文中多言渔猎事，故称《猎碣》，以籀文刻十首，一组四言诗，其字多有磨灭，第九鼓已无一字，其书法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严谨工整，善用中锋，笔画粗细，基本一致，有结构对称平整，有的参差不齐，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左右上下的堰仰关系，笔力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堪称别举奇彩和独具风神。康有为称其为“如金田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彩。其书法是大篆向小篆过度时期的文字。”吴大澄、吴昌硕皆的字源于此。
贞观元年，陕西宝鸡三畴原出土了十只石鼓，当时的凤翔府太守朱庆馀移到凤翔孔庙内保存。石鼓第一次被官家收藏，人们无意中发现 这个体形庞大，直径一尺的十个鼓，其形鼓圆而见方，上小下大，中间微突，惊奇的是鼓上可刻有文字，十个鼓无一例外，没有人能看懂，每个鼓刻的字数不等，每个鼓上的字二寸见方，风格独特，不象西周金文，也不象秦小篆那么规范，字体开朗，圆润工整，是稀世之物。金石学家称石鼓文属大篆，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是是小篆。这些字已2700多年 ，展现了秦统一中国前一段为人所不知的历史，石鼓走进凤翔文庙90年后，唐朝地方政权分裂中形成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战火中石鼓散落于民间，让人醉心的石鼓不见了，对石鼓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仅见到韦应物、韩愈的《石鼓歌》。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读诗时读到唐朝大文豪韩愈的《石鼓歌》引起了他的兴趣，下达圣旨，决心找到前朝遗失的石鼓。北宋有一官员司马池历时几年走便各地终于在陕西关中找回了九只石鼓，而不是十只，惟独唐代收藏的“乍原鼓”下落不明。于是，宋仁宗张榜天下悬赏寻找。北宋时有一名金石学家向传师研究太师石鼓文拓片时发现了“乍原鼓”的拓片，找到了太师拓片的出处。原来石鼓散落后被太师收藏，拓片正是出自那里，于是，他找朋友打探太师的下落。终于得知太师远居关中，立即备马出发，马不亭蹄直奔关中。感到太师的村庄后，但太师半年前全家死亡于一场瘟疫，官府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传染把太师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了。随后他住在这个房子附近继续寻找。向传师投宿的人家是屠户，第二天他起身时听见屠户“锵锵”的磨刀声，当他看到后院的磨刀石时，他惊呆了。原来那块磨刀石就是他日思暮想的“乍原鼓”。作了磨刀石的“乍原鼓”已经是面目全非，被乡民削胯为石臼用来舂米，诗句只剩四个字，向传师和屠户讨价还价，最终是向传师的一封信被凤翔府收到，于是，向传师和“乍原鼓”被接到凤翔府，在送往朝廷。向传师寻找石鼓受到了朝廷的奖赏，并获得一整套石鼓的拓片，这时已是北宋全佑四年（公元1052年）。距石鼓丢失的公元814年已经238年了。“乍原鼓”被送往朝廷后，宋徽宗是有名的书画皇帝和金石诳，临摹 石鼓文后为石鼓作了一件好事情，那就是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用黄金填注了石鼓文，阻止了皇亲国戚继续临摹，减少石鼓的人为磨损和自然风化，起到了保护作用。
公元1125年，金兵打进卞京，在“靖康之边”时，徽、钦二宗被金兵虏去，押解北方荒漠囚禁，石鼓被运到了燕京。可以想象，被徽、钦二宗装饰的金碧辉煌的石鼓肯定被金人视为宝物，千里迢迢运到燕京后，可是金人不识石鼓的价值，只是剔取了石鼓文里的黄金，石鼓被赤裸裸的丢弃。
发现和再次发现收集石鼓的人叫虞集，是北京国子监的教授。他发现石鼓是公元1300年以后的事情。石鼓从宋朝丢失到再次发现整整过了200年，再次发现的深陷在泥潭中。虞集派人把十个石鼓先后挖出，放在国子监院内。这时石鼓已是伤痕累累。伤痕记录了石鼓的不平凡历程和命运，几经坎坷，找到了归宿。保存在国子监的石鼓由北京市政府保管。由于经济和技术力量的不足，北京市政府提出由故宫博物院保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欣然接受。“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石鼓的安全，十个石鼓随第四批文物一起运到上海，保管在上海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石鼓暂时有了安身之处。在南京保管了一年后，“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告急，石鼓再次迁往娥眉。搬迁途中车行到湖南酉阳县24公里的高坎子的地方，车子开得很急，翻入深谷中，押运人员那志良折箱查看时，石鼓安然无恙。这些记载在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有详细记载，石鼓之字刻于石鼓皮上，装箱时石鼓皮与石鼓体分离，有嘭嘭之声。如果石鼓皮脱落了，只有石心，石鼓的价值就没有了。装运时用高丽纸嵌入字槽，待干后石鼓皮上的字紧紧贴在石身上，处理好后在装箱每个石鼓包两层棉被子，用麻绳捆扎棉被子，把捆扎好的石鼓放在原木板箱内，四周用稻草塞实，箱外用铁皮捆扎，保证石鼓安全，经历了磨难石鼓终于回到南京。抗战胜利后，石鼓北归，一路畅通，回到北京，是石鼓经历了南迁，西去，东返北归，历时十几年的旅程，终于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1956年展出，使人们见到了身系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国宝。
写于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虎符，亦称兵符，因作成伏虎状，故名，它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虎符能分成左右两半，用兵时，左一半交给带兵的将帅，右一半由国君保存。要调动军队时，国君将右一半交给差遣的将领拿去和带兵将帅手中的左一半扣合，互相符合完整表示命令验证可信，方有权调动军队。
回来一样
法门寺里超大，有一条2,3公里的长道，还分了新区，旧区俩。
法门寺分淡季旺季，淡季票价80，旺季120，没有学生票，70岁老人拿证不要钱，门口有村民50块能把你带进去，有的是内部员工，员工道（可以，挺推荐），注意有的是让你从他家墙翻（不推荐），你烧香的话，门口村民卖的可以买，一定要大搞价。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