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金链270元一条，为何许多中国游客却看不起那些便宜的金链子

印度文明起源于南亚次大陆的文明，由于印度河流域是古代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故以此命名。

印度文明出现前很久，农业可能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独立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包括热带的东南亚、亚洲的最西端（今土耳其东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非洲、以及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的中南美洲。非洲和美洲古代农业的独立发展直到晚得多的时代才导致出现完善的书写体系和金属加工，尽管美洲农业社会最终建立大城市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却仍然停留在技术落后的石器时代。与采集文化不同的是，耕种永久性农田要求有永久性居住地，这类由农民居住的村庄或小镇在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开始出现在亚洲最西端。

但文明一词的拉丁文civitas有城市的含义，它指的是多数居民不再是农民的大居留地；它的居民应该包括办事员、文牍员、行政人员、工匠、金属加工工人、店主、商人以及其他标志劳动分工并把城市与村庄或小镇区别开来的专业人员。有关这一发展阶段的最完整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是在亚洲，尽管如今在非洲和美洲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有可能改变我们当前的认识。然而看来可信的是，我们定义的文明是按照上述线索演变过来的。

从苏美尔到印度并不远，交通也方便。水路出平静的波斯湾后沿海岸航行可直达印度河河口，需要通过伊朗和郫路支很少绿洲的沙漠的陆路也很常用。在这条陆路沿线和印度河以西的郫路支边境高地，就有公元前5千纪期间出现的好几个新石器时代农业发达地区和大型村庄或小镇。虽然这些地方的发展可能与苏美尔无关，但它们大概得益于古苏美尔的成就。印度河洪泛区到公元前6千纪和公元前5千纪时也有了农业，因而大概是独立发展的。大约到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了真正的城市，而美索不达米亚周围高地的农业后来才扩张到河边低地。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洪泛区向古代农民提出了新挑战：如何控制河水泛滥、实行人工灌溉和排除洼地积水。经过长期改进各项农业技术所积累的经验，终于成功开发了低地潜在的丰富农业资源。稳定的剩余农产品为建设真正的城市而非小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城市的居民有文化，会金属加工，靠剩余农产品生活，有劳动分工，在艺术、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具有丰富的经验。

迄今发现的主要古城市集中地在今拉贾斯坦的卡利班甘（大概是印度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巴基斯坦旁遮普的哈拉帕和印度河下游的莫亨焦-达罗。三地共有近200个同一时代的较小城镇或村庄的遗址，它们散布在从印度河流域向东至恒河上游、向南几达今孟买的广阔地域内，它们展示了相似的居住区、陶器、印章（用于标明财产所有权）和艺术品。所有这些遗址的发掘深度和地层性质都相同，这进一步表明了哈拉帕文化的同一性。这个在地域面积上超过所有其他地方所有已知古文明的文化综合体被称为印度河文明，它无疑与这条

河及其支流有密切的关系，如同苏美尔和埃及文明与河流的关系。印度河与尼罗河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一样，也是一条不稳定的河流，即发源于多水的地方。它的多条支流从有充沛融雪水和夏季季风雨的喜马拉雅山区出发，流过旁遮普和干燥的拉贾斯坦低地，进入信德的沙漠后在今卡拉奇附近入海。所有这些低地都缺雨，而印度河流域的下游部分实际上与苏美尔一样是沙漠，因而农业必须依靠灌溉。一年一度的洪水既提供了水又带来了极肥沃且容易耕种的冲积土壤，再加上长而温暖的生长期和终年不断的日照，构成了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这些条件与促成埃及和苏美尔在掌握了管理利用洪水的方法后达到古代突出地位的条件是相同的。印度河也提供了运输粮食和建筑材料等大宗货物的廉价而方便的手段，它和少树而平坦的平原一起，创造了便利的交通，这对于互通有无和劳动分工都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看出，在纳巴达河和达布蒂河护卫下的温迪亚山脉和萨特普拉山脉，将印度拦腰截为南北两部分。印度南部另有隆起的德干高原做屏障。在北部边境，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古城市遗址——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全都紧靠印度河及其支流。印度河文明瓦解后，居民区开始移向孔雀王朝崛起的恒河流域。

约公元前2500年的莫亨焦-达罗遗址出土的青铜舞女像。人物形象的风格独特，甚至有些抽象，但十分传神地表达了舞者的兴致和动态。（National Museum of India）

印度河流域居民的艺术和他们非凡的城市规划，也是全然独具特色而与苏美尔无关。他们用的印章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前或同时代的印章极为相似，而我们知道，最晚从公元前2500年起，两地之间已有贸易往来，因为这一时期的印度物品已在苏美尔发现，苏美尔的物品也在印度发现。看来十分可能的是，由于印章大概主要用于标志财产或货物的所有权，印度河的居民在与苏美尔人的贸易过程中采纳了它们。

印度河文明究竟何时出现难以确定，粗略的估计应早于公元前3000年。城市遗址，包括卡利班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这三处主要遗址，都紧靠印度河或其支流，这些地方的地下水位都很高。最深的（也是最古老的）遗址如今都在今天的地下水位以下，这给考古发掘工作造成严重困难。自从这些古城市在大约5000年前建成以来，江河流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水和沉积的淤泥已将大多数最早期的证据冲走、埋葬或淹没。与尼罗河三角洲一样，由于同样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可能再看到比我们目前所能证明的更久远的早期阶段。迄今能够确定的最古老文物的年代都集中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但它们全来自遗址较高层面，因而必然来自城市文化已经相当先进的时期。在文明开始形成的阶段，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因而可以设想，它应该比公元前2500年更早许多个世纪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这一时期内，它演进并建成首批城市，达到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公元前2500年的形式和水平。因此，公元前3000年这一推测较为合适，尽管仍然是一个带任意性的整数。

我们不知道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们怎样称呼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居住地。我们今天用的是现代地名——如莫亨焦-达罗的意思是“寂静的地方”。希腊人把他们在亚历山大时代遇到的地方称为India，这个名称起源于雅利安人给那条河起的梵语名字Sindu，由此联想到India大概就是指的印度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波斯人及印度人自己用的名称是Hind，显然与Hindu、Hinduism和Hindustan（意思分别为印度、印度教和印度斯坦——斯坦意为“国家”）以及印度河下游的Sind或Sindh（信德省）同词根。有关印度的第一部外国人记述是波斯人在居鲁士大帝居鲁士大帝二世（CyrusⅡ the Great，公元前590/前580～约前529），波斯政治家，伊朗西北部古代国家米底的国王之外孙。在约公元前550年起兵造反，进攻他的外祖父，获胜后继承米底王位。——译者（公元前550～前530年在位，其帝国曾短暂兼并印度西北部疆土）时代所写；波斯人将Sind或Sindh改回到Hind或Hindush，从而最后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与苏美尔人的贸易从水陆两路进行。水路通过印度河入海口附近的洛塔尔港口，那里有石砌大码头和仓库遗迹。所有这些，都与一个显然属于哈拉帕文化（印度河文明的一个别名）的城市有关。这里及哈拉帕印度的另一些地方，都发现了苏美尔的货物，苏美尔也发现了哈拉帕的货物，而在这两地之间巴林岛上一处遗址则发现了两地的货物，看来它曾经是一个大贸易中心，是来往苏美尔的许多贸易路线的交会地。苏美尔文献谈到一个名为迪尔穆恩的地方，是从他们河流入海口向南航行数天即可抵达之处，大概就是指的巴林。那里有来自东

方美鲁哈地方的商品：象牙、孔雀、猴子、精美的石头、祭祀用的香和调味品，总之有圣经上说的“猿人、象牙和孔雀”。美鲁哈肯定就是印度，但究竟是苏美尔人到了印度、还是印度人或中间商把货物运到迪尔穆恩，则尚无定论。

印度河文明的城市米诺斯，希腊文化中克里特某个统治者或其朝代的名字。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把他发现并挖掘出土的克里特文化称为米诺斯文化。——译者

印度河文明的两件明显不同的文物：莫亨焦-达罗的祭司模样人像和哈拉帕的残缺人体躯干。风格独特的“祭司”很像米诺斯①（克里特）艺术，人体躯干则颇似古典希腊艺术。两件文物都来自印度河文明，表明它们可能制作于不同时期，因而反映了风格随时间的演变。（左：Stella Snead/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右：Borromeo/Art Resoure, NY）印度河文明最惊人之处也许是它的城市规划设计，几乎每座房屋都有水井、供水管道系统、浴室和废物排放管道或排水沟。如此发达的城市建设实为古代任何地方所未见，甚至西欧和北美要到19世纪晚期才有类似规模的成就。滋养这些城市的河流供给城市的市政用水，是从上游靠自流方式引来的，这一方式后来为数代莫卧儿皇帝用来给他们在德里及阿格拉的宫殿供水。印度河文明的居民对私用水源的重视，说明印度人特别强调沐浴、洗涤以及祭祀仪式的纯洁。已经发现的宗教人物多种多样，但其中很多似乎是印度的创造及破坏之神湿婆、丰收之神、以及主管出生-生命-死亡-再生循环之神的古代形象；还有最早的瑜伽瑜伽是印度教的一种哲学，它规定了严格的精神及肉体磨炼，以求达到与宇宙精神合一。修行者，那时就已经表现为坐姿、抱臂并定睛凝视来世的形象。始祖女神、男性生殖器形象以及牛崇拜，提供了与古典及现代印度文明之间联系的另一些线索。有些学者指出，印度特色的转世及无穷生命轮回观念就曾经是哈拉帕人的信仰。确实，包括宗教及其他成分在内的大部分传统及现代印度文化的根源，都能在由印度河文化拼合成的图景中找到或推断出来。

有隆肉的公牛。印度人对牛的尊敬起源于印度河文明。（Jehangir Gazdar/Woodfin Camp &Association）这些古城市的房屋惊人地相似，说明社会分工还不很细；房屋沿着规则的街道排列成半格栅式图案。有少数较大的建筑，而大多数城市的较大建筑中都有一间公共澡堂，可算是最大的单一结构体；另一些较大建筑可能是市属粮仓或栈房。我们尚不认识的这些城市居民留给我们的艺术，不仅品质高超而且形式极其多样。多样性可能表示它们是在一个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的很长时期里创造的，恰如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在1000年内风格的变化：抽象派、现实派、理想派，等等。最吸引人的艺术品是大量形态各异的泥土或木头制造的儿童玩具，其中有极小的牛拉的极小的车和会爬绳的猴子。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繁荣到能够生产这类非必需品——这是灌溉农业高生产力的贡献——而人也具备了受钦佩的价值。另外，这些遗址中很少见到武器或其他战争迹象，看来那里的文明是平和、仁慈、有高度组织的高级文明。印度的土产棉花也是在这里最早用于织布制衣，这一创新晚得多才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动物雕塑和浅浮雕，包括很多印章上的作品，工艺极其精良，其中大量牛科动物形象多为我们熟知的弓背牛，说明从那时起牛已经受到尊敬。这些以及其他证据使我们相信，早在哈拉帕时代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非暴力要求，这些都是印度人一贯强调伟大生命链条和万物同源的标志。

印度河文明居民的主要食用农作物是小麦，它最初可能是从西方地区引进的；作为补充的有大麦、豌豆、菜豆、油用种子、水果和蔬菜以及家养牛和羊的奶产品。工具用青铜、石头和木头制造，较晚的若干世纪中出现了铁，并被用于制造比如车轮轴的销钉。只是到了印度河文明末期，水稻才以次要作物出现，那是通过与恒河流域交往而从东南亚原产地输入的。甘蔗也是印度土产，并在印度河流域最先人工种植，但今天在灌溉系统更优的恒河流域种植更多。在印度河地区，靠近河边的地块不但必须加以灌溉，而且一再遭受无规律的、偶尔灾难性的洪水之害。相继建造的堤堰遗迹说明，甚至保护城市本身免遭洪水或河流改道之害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在这片平坦、半干燥或甚至沙漠地区，没有可用于建筑的石料，城市是与苏美尔一样用晒干的土坯或烧制的窑砖建造的。烧砖用的燃料或取自河边的树丛（很快就消耗殆尽），或从林木更茂盛的丘陵或河流上游多山地区运来。哈拉帕的废墟最早在1850年代由一位英国军事工程师进行了考察，他敏锐地注意到，承包铁路道渣的印度人给他送来的砖块和其他碎片的尺寸很奇怪，同样奇怪的还有某些碎片上的符号，其实那就是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实物样品。这位工程师追根溯源一直追到哈拉帕遗址，并且意识到那些都是比当时已知印度文明更古老的一种文明的遗物。

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末，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尽管只能推测衰落的原因，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耕种或灌溉的土地和城市所占地区的面积都逐渐缩小。洛塔尔港口约于公元前1900年前放弃，其他大居住中心维持的人口也比原先大为减少，且拥挤在衰败城市的某个小区域中。在某些遗址上也发现了暴力迹象：灰烬和未掩埋或无头的尸体，大概是遭匪帮袭击的

受害者，因为那些城市基本上无力抵御掠夺。任何文明存在很多世纪后，都可能出现衰退迹象，但印度河居民遇到的却是由他们的沙漠或半干燥环境引起的一些特殊的、短期内即可变成难以克服的问题。任何干旱地区经长期灌溉后，必然逐渐积累因水蒸发又无雨水有效冲刷而留下的盐碱。灌溉使地下水位提高，甚至可能上升到作物根部。当积累的盐碱达到对作物有害的水平，或作物根部被淹，农业就可能相当突然地宣告完结。就是今天我们也能在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干燥灌溉地区看到这两个问题造成的影响。

在印度河流域古代耕种过的地区中，有大片地块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被放弃的，因为古代耕地表面有白色沉积物。另外，一再发生的洪水和江河改道，不但直接威胁城市，而且所携带的淤泥破坏或堵塞给农田供水的灌溉渠道而间接危及农业基础。江河改道也可能使城市或灌溉区失去水源。所有这些都是发源于山区然后流经少树沙漠地带的不稳定河流的行为特点。没有气候变化的证据，尽管有人无视相反证据而断言如此，但有不少证据表明曾经造就了城市、滋养了艺术的剩余农产品减少了而终至消失，残余人口居住在一度辉煌的城市废墟中，靠他们从幸存的、生产能力远为低下的农田榨取的些许收获，再加上狩猎和采集，过着比较简单的生活。在这种衰退状况下，他们越来越无力保护自己免遭外来人的袭击。后来抵达这里的雅利安移居者，从未看到过印度河文明的鼎盛时期，因而不可能是它瓦解的原因。创造了印度河文明的人或他们的后代，随身带着他们的文化和技术，大概向东疏散到恒河流域或向南迁徙到了印度半岛。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4西方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5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发布报告称，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6印度人也一扫尼赫鲁时期的忧虑，直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7从中国方面看，对印度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考虑，同时研究和准确地评估印度的潜力和未来发展，正确地借鉴印度的经验，对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

一、从中心到外围：印度国家发展近代中断及其原因

与中国大体相同，印度拥有古老的历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然条件，来自西北部的雅利安人（Aryan）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这里；他们与当地人的结合创造了古典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此后，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再次征服了这块土地，随后是12世纪到来的土耳其人，以及15世纪末到达此地的欧洲商人。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独立后的印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央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8海岸线长5560公里。多条河流发源于或流经印度。印度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较大，气温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异。漫长的海岸线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热带季风气候适于农业发展。2001年印度土地面积29732万公顷，而耕地面积16175万公顷，占印度土地面积的54.4%。而同期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9

印度是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古文明形态保留时间仅次于中国的国家。生发于四大文明古国并泛延于整个古代世界的农业全球化10曾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和文明中心。但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候，这两个国家却迅速衰落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就从农业世界的中心国家逐渐进入资本世界的边缘和外围国家。从1600年到印度独立的1947年间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发展各项指数，除人均GD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印度建立直接统治之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程度急剧扩大。11此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印度劳动处于殖民统治和封建主的超度盘剥的生产关系之中。其中非劳动者占据国民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不仅如此，与莫卧尔王朝时期相比，在非生产阶层中还被强行介入的宗主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他们瓜分了5%的国民收入。而为社会提供财富的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则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较低的份额。12值得说明的是，上述财富分配只是税后分配，而税收更是英国剥夺印度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英国在印度的无度行政开支、英国对缅甸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1873年以后印度货币贬值和国内开支方面增加的负担，都得由印度人民来偿付。13主要税收包括土地税、货物税、盐税、印花税和鸦片税，除鸦片税外，其余税收均落到印度各阶级头上。其中土地赋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14以孟加拉的土地税为例，在莫卧尔帝国时期，该省区的土地税只占全省年收入的40%-48%，而在1795年，东印度公司征收的土地税竟占该省区收入的85%，造成印度对英国的大量欠款。15

不仅如此，英国还以宗主国的名义从殖民地印度攫夺相当部分的财富，下表是1868-1930年间从印度白白流向英国的劳动财富。

英国从印度“攫夺”的财富（1868-1930）

年 份 印度出口顺差占其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印度出口顺差占英国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1868-1872 1.0 1.3 1911-1915 1.3 1.2 1926-1930 0.9 0.9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上面的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为接受外国统治的后果，即印度资源流入到英国的情况。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本来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进口资本品”。16印度经济学家达拜•瑙罗吉在他的论文“印度的贫困”（1876年）中将英国从印度攫取财富的途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洲官员将他们的存款汇往国外，还有英国人为支付在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各种需要而在英国所作的开支，如在英国国内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资；第二是非官方欧洲人的汇款。”这意味着印度的出口必须比它的进口多得多，以便满足经济流耗的要求。17印度出口物资都是粮食和农业原料。“为了实现商品账户上出超，即使在饥荒年粮食出口也必须维持在原有水平”。18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19。

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盘剥下，尽管印度经济的GDP在独立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较大的发展，20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则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21印度经济因发展而不发展：较快发展的结果则是为英国资本快速提供高额剩余价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会的基础性劳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中断了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过程。印度成了为英国资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营养”的奶牛。其结果是居于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得到合理即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营养”持续反哺。印度社会基础因此持续萎缩。

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22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23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24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掠夺。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25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西方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和接管的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26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掠夺国民财产，1948年最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8%。27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盘剥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独立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超度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革命，即反对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主权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惟一出路。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印度和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但比较而言，在两国获得民族革命成功之前，双方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异。1820年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分布中分别占15.4%和32.7%，到1952年，印度为3.8%，仍低于中国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1110亿和2286亿国际元（1990年），1952年，分别为2266亿和 3057亿国际元（1990年）中国远高于印度。28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长率及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中国则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29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30这些数据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综合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印度又远远为中国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

二、印度独立：低成本却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印度独立革命并没有使其获得预期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鲁为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使作为生产者多数的印度人民不能成为自己产品的直接市场，从而缩小了印度民族资本形成和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因此，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并没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是与中国1949年革命本质不同并由此造成两国未来发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原因产生的背景，则不能不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民族革命和以土地改革为主的民主革命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1来考察。

与欧美国家相同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是反映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革命，但与欧美国家不同而又与中国革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下落期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上升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波及世界的工业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政治动力。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并取得胜利后，就反转影响欧洲大陆并对欧洲的封建体制造成解构性冲击。这引发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和日本等国，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完成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19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俄国完成农奴制改革、美国实现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级大国地位的印度、中国等，反滑入附庸于资本中心的外围地区：它们不仅没有跟上这场国家转型的浪潮——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超稳定社会结构和超强的国际地位反使其不易随环境改变而变革，而且还在这个浪潮中不断受到来自英国及完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的打击。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战争胜利。这使印度和中国被迫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进程并由此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这又反过来为印度和中国的未来不同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再从两国内部分析，20世纪初印度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均有较大发展，世界出现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两国革命道路发生了分野：英国对印度的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控制不仅使印度的工农运动没有形成独立的和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使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当地封建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软弱，以至“非暴力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最高形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国成了国际资本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2。2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主义旗帜下分野的国民党背叛工农利益并迅速倒向西方国际资本，蜕变为代表买办势力的政治派别。国民党政府在国内通过牺牲工农利益、在国际通过向资本强国让渡国家利益方式，换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33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道路截然相反，蒋介石时期的中国是亚洲地区较早选择拉美发展道路的主权国家，其结果是民族资本大规模衰落，34财政赤字持续飙升，35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大规模破产。36与后来印度的发展道路相比，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拉美道路在东亚的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鲁时期的经济则几乎是中国蒋介石时期的道路在南亚大陆的另存形式。

拉美道路的本质是用牺牲本国工农利益和向资本中心国家让渡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结果一般都是工农在日益严重的贫困中开展阶级斗争：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该国拉美化的程度为正比。蒋介石时期国家经济拉美化的结果是从另一面为代表中国农工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统治作了政治准备。与印度相反，国际资本对中国松散间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国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成为可能。从印度后来的发展后果看，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变，它更是中国历史的大幸运。与印度相比，这种幸运更多地是由于中国较先品尝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国家不幸。正是这种不幸才使中国人更为坚定地选择了代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37只有有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中国才能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生于东亚的集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双重意义为一体的伟大历史事变。与美国两次革命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使美国百年内完成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几十年内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从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崛起并初步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转型与美国相比的时间差及与印度后来发展的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证明。

马克思和列宁曾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抱有大希望。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等文章中乐观地预言：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8

列宁则在晚期口授的日记中也认为：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9

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除了俄国、中国外，发生在印度的工农革命并未导致反映印度工农利益的党而是为英国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产者利益的国大党成为执政党。造成这种历史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统治，这使印度在发轫于英国的全球性的资本链条中没有像俄国和中国那样成为其“薄弱环节”。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工农政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上升为执政党。在印度英国用血腥暴力肢解、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却有意容忍无伤大雅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其结果是二战结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被英国推上主要执政党的地位。40 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新政府共14名阁员，国大党占8名，非国大党占6名，共产党被排除在外。1951年底印度共和国成立后首届联邦人民院和立法院大选。大选后国大党在人民院和立法院中占总席位分别为74.4%和68.4%。41这时的印度国家政权成了地道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2

与中国高成本的政治革命结果正好相反的是，印度独立，这场低成本的政治革命注定要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成本的代价。

三、土地改革：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自然资源天然供给量和贮存量的绝对有限性，决定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绝对手段。而人类生产劳动形成的绝对条件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绝对结合。这种结合有自然结合与强力结合的方式。财产私有制度出现后，强力结合便是人类历史常见的方式。比如历史上的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蒙古人对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征服、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征服、欧洲人对印安第人的征服、英国人对印度人的征服等都是这强力结合的历史形式。一部分人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并由此形成对这部分人的政治统治，这就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人类早期的绝对的自然结合变为相对的人为强力结合，并由此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以及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财富占有关系。43

但是，所有权并不是社会财富本身，而只是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所有权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也不是财富的源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私人所有权却可以刺激劳动者个体的能动性及其私人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但如果构成社会劳动基础的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被不同的私有者“截流”数量过于巨大从而使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反哺时，社会劳动也就开始萎缩。萎缩的程度与财产占有者对生产者劳动成果的“截流”数量为正比。

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反哺程度。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44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既是产品生产者，又是实现自己产品的基本消费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不仅仅因为人民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同时他们更是国家消费的主体。只有社会产品反哺社会劳动者即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当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成果却不能合理地反哺生产者，甚至不能维持生产者自身的生存延续，社会财富又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没有多少消费潜力的少数人手中，这时的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接踵而至的就是社会危机。这时生产力就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印度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发生的。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生产关系的最初版本就是人地关系。45因而也是古今形成生产关系，从而阶级关系的原生酵母，更是现代资本形成的原生酵母。大凡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革，多以土地改革为起始。因此，与基因链的优劣决定生命发育的终极结果一样，国家土地改革的后果，也就命定了国家肌体发展，尤其是传统农业大国肌体的终极潜力。印度与中国民族革命成功后第一基础性的国家改造工程就是土地改革。其结果差异则奠定了两国发展速度及其潜力的差异。

如果将土地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的话，印度的土改不仅没有社会主义土改内容，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彻底的民主改革的内容。独立之初印度国大党认识到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封建土地关系是独立前印度农业陷入慢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为此，根据1948年12月全国邦税务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国大党土改委员会1949年的报告建议，各邦开始按照中央确定的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等原则，制定本邦土改法律。1953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

一是废除柴明达尔等中间人制度。独立前印度存在三种土地租佃制度：柴明达尔租佃制、马哈瓦尔租佃制和莱特瓦尔租佃制。在柴明达尔等土地租佃制度下，代为殖民政府收税的柴明达尔等实际上成了在外地主，对租佃土地的耕种者进行残酷剥削。在殖民政府收取的农业税收和柴明达尔等从事收税的管理费外，柴明达尔等在外地主还随意提高租金，加强对佃农的剥削。印度政府通过废除这种中间人制度使耕种土地的农民直接与土地联系，并直接向政府交税。在独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从地主手中买地共花去67亿卢比，约将577万公顷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46

二是改革租佃制度。“高额地租是印度土地结构的共同特征”。47英国统治时期土地租佃不仅在印度农业中十分普遍，而且除公开租佃外，印度农村中还盛行非正式或口头租佃。土地供给是确定的，而人口和贫困人口却与日俱增，佃农受到地主持续提高的地租剥削，而且租期极不稳定。手工业的衰落，进一步加重了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加重了租金剥削。从1953年起各邦政府通过了系列有关“租佃改革”的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公平租金”和“保障租佃关系”。独立后印度政府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实行了租佃制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固定租金、保障租佃，并授予部分佃农的永佃权等。根据各邦的具体情况，各邦政府规定的租金占农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不同，大体保持在农业收入的1/3到1/6。同时，为了方便农民交租，还决定把过去长期实行的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为了保障土地租期，印度政府还规定，允许地主以自耕名义收回土地，但重新收回土地时必须为佃户保留维持生活所需最低面积的土地，且不能驱逐佃户。此外，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也要求佃农购买土地，使佃户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这也是土改第一阶段的内容。

三是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这是土改第二阶段的内容。国大党政府在1959年1月那格浦年会上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的决议，要求各邦政府在当年年底前制定出相应法案令。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各邦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律，规定超出限额以外的土地，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此举意在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确定调整最高限额。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规定最高限额为最好土地10英亩到最劣土地54英亩之间。1975年7月1日，印度政府宣布了二十点经济纲领，提出土地最高限额制，并要求加快对超额土地的分配和登记注册工作。1977年人民党上台，要求加快土改步伐，通过调查，改革土地法上的弊病和漏洞。规定每户农民最低土地持有限额为2.5英亩。

土地改革是印度民族革命成功后，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工程。就其深度、广度及革命的彻底性而言，印度土改的效果简直与中国判若泥云。究其原因还在于各自革命的领导权性质存在的本质差异。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48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的道理一样，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49

尽管如此，印度的土地改革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1951-1952年度到1978-1979年度，印度农业生产平均增长2.8%，是从1900-1901年度到1949-1950年度平均增长的3.5倍。5060年代以来，印度开展“绿色革命”运动，印度粮食播种面积从1950-1951年度的9730万公顷，到2000-2001年度的11980万公顷，增长了23.1%；到70年代粮食就基本上达到自给。51但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方面，“除了废除了柴明达尔以外，就全国而论，其他各项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52而正是这方面的失败，不仅使印度的土改成果大打折扣，而且还由此铸定了印度在后来半个多世纪中落后于中国的历史命运。

独立初期，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5%的土地，其中不到人口2%的大地主，却占全部土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15%的土地。其中占农村25%的农户却无立锥之地。土改后，这种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大地主手里的情况有所缓和。如下表所示：

印度经营占有者数量和经营面积（1970-1986）

类别 数量（万） 面积（万公顷） 1970-1971 1985-1986 1970-1971 1985-1986 边际占有（1公顷以下） 3600（51） 5700 （58） 1500 （9） 2200（13） 小占有者（1-4公顷） 2400 （34） 3100（32） 4900（30） 6200 （38） 中等占有者（4-10公顷） 800 （11） 800 （8） 4800（ 30） 4700（29） 大占有者（10公顷以上） 300 （4） 200 （2） 5000 （31） 3300 （20） 总计 7100（100） 9800（100） 16200（100） 16400（100）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各栏占总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上面提供的数据可

“玉钚坠耳黄金饰。轻衫罩体香罗碧。”《菩萨蛮·玉环坠耳黄金饰》宋·苏轼

印度宝莱坞生产的电影逐步走向了世界，也在中国吸引了一定人流去观看，《摔跤吧爸爸》、《三傻大闹宝莱坞》等作品在中国更是有大批拥趸。观看这些电影时想必大家都会注意到印度人的传统服饰装扮，其中最抓人眼球的想必是印度传统女性服饰。

印度女性一般披着薄纱，穿着长裙，全身戴满华丽的首饰。这些华丽的首饰通常都是由黄金制作，浓眉大眼的印度女性穿在身上分外凸显异域风情。而去印度旅游的人们也能随处见到印度当地人民穿着华丽的服饰，达官显贵自然是金光闪闪，乞丐贫民也会戴有鼻环耳环等物。

在我国，黄金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并且黄金本身也有一定重量，除了做成项链耳环手镯戒指等物，一般不会大面积的穿戴在身上，随处可见的金光闪闪的印度人民装扮自然也会使人疑惑，为什么印度人民如此热爱黄金饰品？为什么印度人人都能穿戴黄金饰品？

印度喜爱黄金制品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这要从印度的宗教信仰说起。印度有三大宗教，其中信众最多的宗教是印度教，全印度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民信奉印度教，印度教也是历史十分久远的宗教，形成于公元八世纪，印度教的前身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前身又是吠陀教，举世闻名的印度种姓制度也是源于印度教。婆罗门教是一个多神教，如果知晓一些佛教知识的人想必就会知道佛教并不是只供奉一位神灵，婆罗门教也是如此。

但印度信徒大多数供奉的是三位一体的三大主神，即创造之神梵天、破坏之神湿婆、守护之神毗湿奴。而印度人民喜爱黄金，和守护之神毗湿奴的妻子拉克希米女神脱不开关系。拉克希米是一位象征财富与繁荣的女神，被印度人民视为大地之母。拉克希米象征着财富与繁荣，是一位头披红纱，手心源源不断涌出黄金的美丽女子。

印度人民认为黄金能够带来好运，除了宗教节日以外用黄金作为礼物和饰品以外，日常生活里也认为黄金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曾有印度男子花天价打造纯金衬衫，并搭配数条粗大金链，直言自己也许并不好看，但没有女人能抵抗自己黄金衬衫的魅力。

极度热爱黄金的印度人民，自然会想办法囤积足够多的黄金。有数据显示，印度官方黄金储备只有三百五十吨左右，但印度民间的黄金储备则高达一万五千吨，这一万五千吨自然也包括数量十分巨大的黄金饰品。通常在我国说一个女人有三套珠宝首饰，是指戒指耳环项链，但在印度。三套珠宝饰品是指耳环项链戒指手镯脚镯鼻环头坠足玲等物，这样一套全身的饰品加起来才能算一套。

印度家里有女儿的人家更是会在女儿一出生就开始攒珠宝首饰，作为结婚陪嫁，供女儿使用。黄金在印度作为吉祥的象征，自然人人趋之若鹜，就算是街边的乞丐流浪汉，也会佩戴一些鼻环耳环。那么这些乞丐既然都能佩戴黄金饰品了，为什么还会成为乞丐呢？

答案是这些黄金饰品并非纯金。印度人人都爱黄金饰品，但黄金毕竟价格昂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耗得起，并且印度女性佩戴的饰品光是一条项链就设计得十分繁杂，能够铺满整个上半身的项链也十分常见，若全部以纯金制作，那可真是天价之物了。因此，当我国人民前往印度观光的时候，并不会有很多人去蜂拥购买印度的黄金首饰，一是印度的黄金首饰设计十分繁杂，太过花哨，虽然他们的黄金首饰制作工艺十分精良，但我国游客还是更喜欢大气雍容的黄金首饰。二来印度的黄金首饰绝大多数并非纯金，就算卖价十分便宜，其价值也远远没有纯金的价值高。无论是收藏亦或者穿戴，印度的黄金饰品都并不适合国人的口味。

结语

印度人热爱黄金饰品，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我国其实也有热爱大面积饰品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喜爱银制品的彝族。彝族女性的装扮也是一身银器，并且相比印度大多并非纯金的饰品来说，彝族的银器首饰大多却是真银，并且彝族也有从小替出嫁女儿攒首饰的习俗。也许世界各国的文化风俗，说到最后都有一星半点的共同之处，也许这就是民族大同吧。

参考资料：《菩萨蛮·玉环坠耳黄金饰》宋·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