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的传说

耀瓷小镇： 千年耀瓷耀古今 一河两岸美如画 「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这是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中对柴窑的描写。 「 ”太震撼了，柴窑瓷器的声音竟如此清脆响声，宛如洪钟、扣人心弦，难怪古人说它‘声如磬’，不愧为中国‘诸窑之冠’。”在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一游客赞叹不已。 「 ”柴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五代后周皇帝「 ”柴荣”姓氏命名的御窑瓷器，被后人誉为「 ”五大名窑”之首 「 ”诸窑之冠”「 ”中国瓷皇”。 因柴荣在位仅五年，柴窑烧造时间短，至今没有明确的传世品及窑址，成中国古陶瓷史上的「 ”千年之谜”，谚云柴窑「 ”片值千金”可谓价值连城。 为了揭开柴窑这层神秘的面纱，还原柴窑的历史面目，证明柴窑的真实性，捍卫柴窑在五大名窑中的地位，陶瓷学者和藏家们苦苦追寻，从未停歇。 「 ”中国瓷皇”柴窑瓷器究竟是啥模样？它的窑址到底位于何处？它和铜川耀州窑有着怎样的关系？新时代，如何让文物「 ”活起来”，让文化「 ”火起来”？ 五代天青釉高浮雕三朵牡丹双流壶 探微：何为「 ”中国瓷皇”柴窑瓷器？ 「 ”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就不可得矣。”《归田集》云：「 ”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 「 ”宋时秘色四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据记载，柴窑的半只盏在晚清民国时期在北京可换一座四合院。 相传周世宗在位时，窑匠向柴宗请示烧造瓷的器颜色，柴世宗答以「 ”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工匠们便按照要求苦心设计、精心制作，终于烧出「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天青色的精品。 走进西安柴窑博物馆，在时光流转中领略「 ”工匠之美”， 源远流长、久负盛名的柴窑文化让人叹为观止，登峰造极、精美绝伦的柴窑瓷器让人啧啧称赞，别具匠心、巧夺天工的陶瓷技艺让人大饱眼福······ 「 ”明如镜” 西安柴窑博物馆馆长王学武从收集的史料文献、碑刻记载、瓷片标本和完整器物等多方面讲解了柴窑瓷器的产地论证和柴窑的特色，印证柴窑「 ”出北地”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来宾破解柴窑「 ”千古之谜”。 为了让来宾领略柴窑瓷器的魅力，王学武取出一些收藏的瓷片标本让大家上手触摸，并不时的用手电照射瓷片，展示上面神奇的图案和透光现象，美丽的天青色和「 ”滋润细媚”令人拍案叫绝。 当用灯光贴在花瓣的背面，正面就会出现一轮「 ”明月”，四周是一片青天，晶莹剔透、釉面光滑，可以照进人影（古时特指铜镜），轻轻叩击它的盏壁，可以发出金属般的石磬声，悠扬悦耳、连绵不绝。 「 ”有外国专家说：‘不到西安柴窑博物馆，就不能说真正了解中国古陶瓷。”王学武说，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柴窑，将精品柴窑文化传承好、保护好、展示好，让世界人民能真正领略‘中国瓷皇’之美。 据介绍，柴窑在铜川的观点已得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瓷器泰斗耿宝昌、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吕成龙研究员和我国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认可。 在耿宝昌看来，破解柴窑，不但震惊中国，而且震惊世界，意义重大而深远。马未都在其作品《瓷之色》中说，「 ”近年来出土面世五代耀州窑精品，无论残片还是整器，让柴窑的面目更加清晰，让其历史终于趋向于真实。” 「 ”薄如纸” 揭秘：柴窑和耀州窑有啥关系？ 明朝曹昭著的《格古要论》中记载了「 ”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 「 ”北地”在哪里？ 关于柴窑的窑址，学术界也有各种论述，有「 ”河南说”、「 ”景德镇说”、「 ”浙江说”等观点。 中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原陕西省考古研究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院长、柴窑研究权威禚振西先生在《柴窑探微》中说，「 ”北地”是郡名，而非南北方俗称或习惯称呼，耀州在历史上确属北地郡，历史文献及《耀州志》有详述，并有大量碑刻、题记瓷证。 上世纪80年代，在铜川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有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还发现有「 ”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发掘者提出，其晚期的淡天青釉瓷应是柴窑的淘汰品。 以史证物，以物证史，经过长期的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禚振西大胆提出：柴窑窑址在北地郡同官黄堡，也就是铜川耀州窑遗址所在地，揭开了柴窑神秘的面纱，她认为「 ”耀州窑在五代首创天青釉色”，柴窑为耀州窑的前身。 2014年5月，被中外古陶瓷学界苦苦寻觅数十年之久的柴窑，经部分古陶瓷研究专家论证，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器最为接近，换言之，柴窑的故乡就在铜川耀州窑。 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高浮雕剔刻双龙双凤壶、天青釉牡丹双流壶、中华天青第一杯等实物证明柴窑「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真实存在和柴窑「 ”诸窑之冠”的精美绝伦。 曹昭《格古要论》中记载了柴窑出北地 美国普莱斯顿大学研究生导师、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馆长李彦君在《柴窑与耀州》书中写到，柴窑是贡瓷，而非官窑，柴窑并非像人们像的那么神秘，只是后周耀州贡瓷中的精品瓷器。 在李彦君看来，柴窑主要以釉色见长，品种并非单一，而是包括耀州贡瓷中的几个品种的合称，其中包括白胎型、黑胎型、黄土足型和刻花型。 李彦君认为，耀州发展至后周，已达整个耀州窑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此期无论是胎质还是釉色质量都堪称耀州窑历史之最，正如《事物绀珠》所载；「 ”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 ”五代耀州窑符合最初关于柴窑地点的文献记载地区，并且具有唯一性，耀州窑产品完全符合诸多文献记载的诸多特征，即主要有四种产品，五代耀州窑为后周质量最佳的官用瓷，也是全国最佳的瓷器产地之一。”李彦君表示。 国宝耀瓷珍品倒流壶 创新：如何弘扬柴窑文化，做大做强陶瓷产业？ 「 ”十里窑场不夜，精比琢玉耀州瓷。”铜川的耀瓷，是陕西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已成为展示铜川新名片、讲述陕西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与世界对话的窗口。 耀州窑创建于唐，鼎盛于宋，是中国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和北方青瓷的代表，也是中国各大窑系中烧造历史最长的窑系，曾随着古丝绸之路漂洋过海，畅达世界，其中知名的北宋五代耀州窑青釉提梁倒流壶现作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15年，被以国礼相赠印度总理莫迪。 忆往昔，「 ”丝路明珠”耀州窑演绎峥嵘岁月，看今朝，「 ”中国瓷皇”柴窑再现「 ”芳华”闪耀世界。 「 ”五代末的耀州窑就是柴窑，柴窑文化与耀州窑文化一脉相承，如何变耀州窑文化符号为经济符号，壮大陶瓷产业？”铜川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何建平介绍，近年来，铜川市委、市 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陶瓷产业发展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陶瓷产业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将陶瓷产业培育成铜川新的支柱产业。 2017年，铜川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抢抓国家培育1000个特色小镇的机遇，对标江西景德镇的陶溪川，按照文化、旅游、产业、社区「 ”四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理念，提出了以「 ”丝路瓷都、千年名镇”为定位，建设「 ”耀瓷小镇”，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迎来了崭新的春天。 重振耀瓷雄风 打造丝路瓷都 耀瓷小镇规划建设耀州窑博物馆、耀州窑遗址公园、大师创意园、窑神庙、瓷韵公园、耀瓷坊等九个旅游板块，以及凤凰新城、东塬现代陶瓷产业园两个功能组团，面积28平方公里，投资概算388亿元。同时，规划建设占地33平方公里「 ”一带一路”陶瓷产业新城，打造集耀瓷遗址观光、研发生产、工艺体验、文化交流、教学实习等为一体的特色小镇。 去年，铜川市委、市 主办了「 ”历史的邀约·纪念耀州窑创烧1400周年系列活动”在铜川耀瓷小镇开幕，10天19场活动，吸引游客19万人次 ，《我在耀瓷小镇等你》近日也荣获国家局公映许可证。 「 ”一带一路”，为中国陶瓷打开了新的「 ”筑梦空间”，重振耀瓷雄风，打造「 ”丝路瓷都”， 让耀瓷文化在「 ”一带一路”闪耀。 经过千年传承发展，耀州窑形成了工艺瓷、日用瓷、建筑瓷、新型陶瓷等众多产业体系，「 ”一带一路”陶瓷文化产业新城、水韵公园、瓷韵公园和耀州窑文化遗址公园建设正如火如荼，实现了从煤城到「 ”瓷”城的蝶变。 近日，从第五届中国孙思邈中医药文化节传来好消息，铜川市人民 和陕西和谐集团成功签约，陕西和谐集团拟投资50亿元人民币建设耀州窑文化基地「 ”一河两岸”6平方公里的耀瓷小镇文旅项目和「 ”一带一路”陶瓷产业新城项目。 耀瓷坊 「 ”下一步，我们将在耀瓷小镇建设柴窑文化博物馆，今年10月份，铜川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还将联袂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在耀瓷小镇召开第三届柴窑文化论坛，揭开柴窑「 ”千古之谜”，解析柴窑与耀州窑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中国古陶瓷文化与耀州窑的发展和繁荣。”何建平说，努力把耀瓷小镇打造中国瓷文化高地和研学旅行新营地，让耀瓷在新时代焕发璀璨的光芒。 铜川市市长李智远表示，耀州窑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名窑，要抢抓「 ”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把耀州窑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挖掘好、传承好、发扬好，守正创新，推动耀州窑文化走出去，实现耀瓷文化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响耀州窑品牌，做大做强陶瓷产业，把耀州窑文化符号打造为转型发展新名片。 从曾经的采煤沉陷区到打造全域旅游「 ”铜川样板”，从曾经「 ”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到构建「 ”全景铜川”，耀州窑千年不熄的窑火，在新时代将燃烧得愈加旺盛，丝路瓷都千年名镇，一河两岸崭新画卷正在铜川大地徐徐展开······（ 作者：张英杰）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其传世的数十件作品可说价值连城，为北京、上海、台湾的博物馆所收藏，它在中国陶瓷史上可说是辉煌过一时。然而，其产地在哪里，如今却无人知晓。

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上，宋代陶瓷兴盛繁华，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宋代陶瓷，历来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称。其中除定窑外，其他四座均属官窑。所谓“官窑”，即为适应宫廷皇家贵族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生产，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其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主要根据朝廷有关专家设计的样式进行生产，在工艺上要求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工匠也是挑选民间最为优秀者。其产品完美典雅，质地优良，制作精细，专供宫廷享用，只准收藏于宫中，严禁流散民间。其工艺技术也对民间绝对保密，甚或其产地也是秘密的，决不允许民间模仿和推广，同时宫廷需要时就兴盛，不需要时就废弃，生产范围很小，延续烧造的时间一般也较短，于是更增添了其皇家器物的高贵神秘性。

哥窑瓷器是宋代官窑也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品种，它以器身满布大小开片为主要特征。其作品胎厚釉润，制作规整，造型素雅古朴，庄重不俗，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颇合宋代崇尚典雅的时风。釉色主要有灰青、浅青、米黄等。大小开片，大呈深褐色，小呈米，两种纹片纵横交织，颇有奇趣，被人冠之以“金丝铁钱”和“文武片”等美称。是传供宫禁内苑、帝王之家鉴赏把玩的高级艺术品，深受上层社会的喜爱，于是获得极好的声誉。后世竭力加以仿制，所仿者确也难辨真赝。近世为古陶瓷爱好者所追捧，古董商常常不惜高价收购这种格调高雅的精美瓷器，研究者也对它倍加关注。

哥窑瓷器的真品，主要就靠在皇宫中世代相传而保存下来。宫中历代御用的官窑瓷器，流散民间者极少，如有关考古和墓葬发掘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即使在外边见到一二，也是由宫中偷偷流传出去的。然而到近世动乱之时，开始有所流失。现今留传于世的哥窑瓷器并不多，按照粗略的估计，大约有数十件，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少部分流落至国外。

然而，宋代哥窑的烧窑遗址诸问题，迄今还尚未完全搞清楚，专家们对于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引人注目的悬案。

先从文献记载上进行一些分析。关于哥窑，宋代的有关史籍中只字未提，可见这类官窑在当时对社会上是保密的，一般文人基本不知道。记载最早的恐怕是元末至正二十三年(1363)刊刻的《至正直记》，其在“窑器不足珍”一节里说：“乙未冬在杭州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就是作者于至正十五年(1355)，在杭州买了一件“哥哥窑”烧制的鼎，瓷质虽然很新，但其釉色莹润很像旧货。说明“哥哥窑”于元末仍在烧制瓷器，有的制作精良，“绝类古官窑”。不知此“哥哥窑”是否即宋代“哥窑”。

明初宣德年间，《宣德鼎彝谱》有云：“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这是说明代国家内库收藏有“哥窑”之瓷器。同时，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考证古瓷器时说：“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躁，色亦不好。”此段文字说明哥窑有新旧之分，元来所烧成群成队的批量瓷器称新哥窑，质地不太好。《至正直记》所载亦为元末之器。可见“哥哥窑”延烧年月还相当长，从宋代一直到元末或明初。

百余年后编撰的《浙江通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在处州(今浙江龙泉)县南七十里的琉华山，山下有个叫琉田的地方，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烧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日哥窑，弟日生二窑”。书中注明此事得自传闻，不知其兄弟为何时人。到了明代后期嘉靖末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编》进一步说：“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这样就把章氏兄弟肯定为南宋时人，有关哥窑、龙泉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此后人们对哥窑、弟窑故事的进一步演绎，大都来源于此。那么，这哥窑是否在宋代著名产青瓷的龙泉窑附近呢？

值得注意的是，《格古要论》中，哥窑与龙泉窑是分为两条来描述的，文中没有提到两窑有什么关系，只是说哥窑有新旧之分。刊刻于明嘉靖年间的陆蓉《菽园杂记》，对龙泉窑记录得比较详尽，诸如其地理分布、原料出处、制作工艺、装窑方法，直到烧窑工序，都有相当细致的描绘，是研究龙泉窑的重要参考书，然而它对于“哥窑”却只字未提及。由是，人们对于南宋时章氏兄弟于处州各主一窑的故事，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1956年至1961年，浙江省文管会对龙泉窑和哥窑诸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大规模的发掘。除大批烧制白胎青瓷的龙泉窑遗址外，人们还发掘了烧制黑胎青瓷的大窑、溪口等五处窑址，这些黑胎青瓷窑烧制的器物，与文献记载“章生一”哥窑主烧的瓷器所具备的特征较相吻合，证明这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然而问题是现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如三足鼎、鱼耳炉、胆式瓶等一批典型的南宋器物，却在所有窑址中均未发现。而它与上述龙泉“哥窑”的黑胎青瓷有较大区别：传世哥窑瓷器胎厚釉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深灰色等；龙泉哥窑瓷器却胎薄釉厚，以墨胎为主。前者釉不透明，润泽如酥；后者釉为透明，有玻璃光泽感……不同处很多，不赘列举。

这样，问题又紧随其后来了，到底是哪一种瓷器为正统的哥窑作品？对于龙泉的黑胎青瓷，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黑胎青瓷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正统的哥窑产品，它与文献记载的特点相吻合，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结论是：“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这种说法是有相当根据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龙泉的黑胎青瓷不是正统哥窑，而是仿官窑的作品，由于哥窑、弟窑故事本身值得怀疑，所以其文献材料也是不可靠的。《格古要论》在谈官窑时提到：“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另外，其器物造型与杭州官窑有不少共有的式样，所以，龙泉的黑胎青瓷是仿官窑的作品。部分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黑胎青瓷标本后，也同意其仿官窑的说法。这样，有关文献记载的“哥窑”其实不是真正的哥窑，而只是龙泉窑。

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认为，“传世宋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些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在哪里呢？许多人认为它在江西，有人指出传世宋哥窑在好多方面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所以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制的。有人指出景德镇明代仿官、仿哥成风，这类仿制品流传下来的很多，且许多都仿制得相当成功，可以假乱真，所以传世哥窑作品很可能是景德镇仿烧的伪品。也有人以为，景德镇能够仿制哥窑，说明哥窑不在景德镇。还有人认为在江西的吉安永和窑，也就是宋代的吉州窑，《格古要论》中提到，此地还有一个碎器窑。两窑明代都仿烧过哥窑，也仿制的相当逼真，而碎器窑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在谈到“官窑”时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窑在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从后两句分析，似乎哥窑的烧制地点在杭州。高濂此说不知何本？

也有学者指出，这数十件传世哥窑作品，有各式瓶、炉、洗、盘、罐等，论胎有薄厚，胎色也不一，胎质又有瓷胎和砂胎之分。釉色也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等。从时间上讲，也应有出产早晚之别，如上述所谓旧哥窑、新哥窑。那么其产地也恐并非只有一个地方的瓷窑。总之，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人们的各种猜测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

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

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而今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到如今。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扩展资料：

瓷器分类：

1、最早素瓷依照颜色分类，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种常见颜色的瓷器 。

2、彩绘瓷和其他彩色瓷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唐三彩（唐三彩不是瓷，是低温铅陶）、信乐烧、青花瓷等 。

3、依照瓷器出产地点也有不同的分类。如中国浙江越窑（秘色瓷）、江西昌南、河北定瓷以及日本在10世纪后转肩发展的特色瓷器：近江、甲贺的信乐烧（shigarakiyaki）、长崎有田烧（aritayaki）、冈山县备前（bizenyaki）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