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鱼籽纹开片青花瓷珍贵吗

洪武时期瓷器底足

洪武早期承元代呈离心梯形，其后外足墙变垂直。足墙厚，足端平切。挖足草率，有的甚至浅挖即止。像所谓“饼形足”。内足墙离心角度大，与底相交处呈现弧折。外足墙端斜削，使之成为通常所称“鲫鱼背状”。底心乳丁状突起明显。晚期内足墙与底相交处呈钝角折的较多。离心角度缩小，挖足渐深。内足墙向永乐时期的较垂直发展，观察这时期的涩圈迭烧器，有些已经接近十五世纪，民窑未见底足心挂釉器及外足墙画有青花圈线的现象

永乐宣德时期瓷器底足

总的来说，底足墙逐渐趋薄，器足由浅至深，由小至大。早期修足同洪武晚期，其后内足墙由离心过度我，挖足渐深，足端平切。釉面与露胎的交接处多呈现火石红色。质佳的足底内开始刷涂一层薄釉。由单涂足心进而半涂内足墙。足墙加高，直径放大。个别有挖足过肩。内足墙与底的交接处呈锐角折。而内足墙大部分却较垂直，与成化前后的修足特征相似。其区别在于成化前后的足墙较薄，且大多挖足过肩，挖足趋于细致，乳丁状突起不明显。质量高的一类足墙及器口沿较薄。内足墙向心角度，自宣德以后呈逐步缩小之势。明早期，器内底通常在底与器壁的交接处有一道较深的凹线，既所谓“月亮底”。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瓷器底足

早期器壁，器底仍较厚，器底的跳刀痕和乳丁状突起比以前收敛。约在景泰前后，大部分足墙向心角度加大，内足墙与底的交接处，呈现较小的锐角折，并且不再垂直切削。从断面上看呈倒梯形，足墙较高，较薄，挖足多不过肩。足端平切，接近成化时足墙变矮，内足墙又变得较垂直，部分已经挖足过肩。晚期足外墙几乎全部饰以青花圈线，并且从此沿用不变。较好一类的瓷器，在足外墙圈线内，开始加绘简单纹饰，成化时增多。多数外足墙端斜削并落于台面，内足墙端有棱边感。个别开始有外足端滚圆的现象。这种形式是明代民窑上乘器皿的特征之一。

成化、弘治时期瓷器底足

成化挖足多较深，普遍过肩（即内足墙高于外足墙），沿用至十六世纪初，大约四十年左右。较好的一类挖足过肩部明显，足墙趋薄，底心较平，乳丁状突起基本消失，内足墙与底交接处呈锐角折，并较垂直（与宣德前后相似，只是足墙较薄）。外足墙端斜削或滚圆，内足墙仍有棱边感（较好的有足墙两端双侧滚圆的现象）。挖足过肩更加明显。晚期挖足过肩现象减少。足墙较垂直低矮，部分出现内足墙离心倾向的一类应属于正德时期。

正德时期瓷器底足

正德和嘉靖早期，可以认为是明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一段时间，对民窑器来说，根本的改变是从胎体的粗厚向轻薄的转变。胎、釉承弘治，变化不大，大部分较前略显粗糙。盘类底部下塌更趋明显。出现了类似于鸡心底的笠状及跳刀痕、粘砂等现象。即使官窑，有的底亦呈明显的笠状。内、外足墙均较垂直，甚至内足墙又点离心倾向，多数外足端向内上方斜削，致使内足端落于台面。一般挖足不过肩。由于足墙较薄而往往使圈足产生不圆的现象。足内施釉较薄，致使跳刀痕明显可见。晚期出现馒头底和笠状突起。

嘉靖时期瓷器底足

嘉靖时期，一般只注重此时所谓“馒头底”的应用。底足的工艺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往往使容易被人忽略的变化——即嘉靖时期出现的足内墙与底相交处，大多呈弧折的现象。正德嘉靖之交，足墙由较垂直，又变为内敛。足端大多平切，或者由外足端向内上方斜削。致使内足端有棱边感，并且落于台面。多数细瓷足端开始双侧滚圆，足墙明显趋薄。隆庆前后的馒心底器其凸出感不明显，部分圈足较垂直。弘治至正德之交馒心底无圈足。内底凸出明显。其后圈足很低，应由卧足碗演变而来。

万历、泰昌时期瓷器底足

万历早期盘底依然下塌，足墙逐渐变矮，釉与露胎处的结合部“火石红”现象减少。晚期时，足墙逐渐变得较垂直并且相应加高，外足墙及底显现跳刀痕，足心呈下凹的弧状，犹如把“馒心底”翻转过来一样，在内足根之间形成较大弧度的椭圆形。正所谓“物极必反”，自隆庆始，部分器皿的口沿部位切削尖锐，摸上去有割手的感觉。极易损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崇祯。高足杯底往往为实足。并多书以款识。

天启、崇祯时期瓷器底足

天启、崇祯时期足墙两侧亦出现或多或少的粘砂痕。内足墙较垂直与底交接处圆折。其后足墙逐渐变矮，底多不上釉，并且呈现程度不同的笠状突起和跳刀痕。后期内足墙离心或较垂直。与底的相交处多直折，外足墙端斜削，致使内足墙端落于台面。馒心底继续使用。自万历晚期开始用的玉璧底开始流行。一般认为其“自外足端向内下方斜削的角度较大”。实际上天启前后宽圈足内足墙多离心，挖足较深；崇祯时挖足较浅；康熙时内足墙较垂直且深；此类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到乾隆时期。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明代青花瓷器是青花类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武时期的青花色泽一般较为暗淡,所使用的青料为国产料。明初洪武时期的青花瓷器,造型粗重厚实,制作尚未脱尽元代青花瓷器的粗犷风格。所见的大都是蓝中见黑的色泽。多为碗类,还有少量大盘、菱口盏托、梅瓶、执壶、大罐等。传世较少。笔者十分幸运,近日偶得两个明代前期的民窑青花小罐,其中明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小罐,高10厘米,直径6厘米,虽不起眼,却是明初真品。(图1)明洪武时期瓷器造型还留有元代雄浑厚重的遗风,该罐虽小,却造型大气朴拙,短直口、弧腹丰肩、平底,底部粗糙,未精心修整,有明显火石红痕迹。(图2)明洪武民窑瓷器的胎体为略含杂质的浅灰白色,从该罐的底部可见其胎体状况符合明代初期的时代特点。这件小罐是洪武早期制品,在装饰技法上,此罐“一笔点画”,笔调自然飘逸,纯熟朴实。肩上绘简易莲瓣纹,腹部以一周莲瓣纹将主题纹饰分为上下两个区域。上部为简易折枝花卉及束把草叶,下部为自元代起就流行的云纹。青花色泽清淡,釉面玻化程度高,柔和悦目。

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质量最佳,色泽浓艳,所用青料为西亚地区所产的“苏麻离青”。宣德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青花颜色有两种,一种浓艳深沉,色泽深蓝。因 “苏麻离青”为低锰高铁,故减少了青色中的紫红色调,由于钴料中含铁量高,在凝聚处有自然形成的黑褐色结晶斑。另一种含铁量较低,呈现幽雅青纯的色泽,多用于描画人物。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青花瓷器,其青花呈色有宣德时期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