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的特点
在河南博物院的第六展厅里,有一件光彩夺目的瓷器,它就是元代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该瓶1963年出土于河南荥阳一座明代墓中,根据其胎、釉、青花特点以及制作工艺,有关专家认为是元代作品。该瓶高39.4厘米,口径9.3厘米。敞口细颈,腹部下垂,圈足。从颈部至腹部绘青花云龙纹,青花色泽浓艳,并有黑色斑点。瓶为两节接合而成,有明显的接痕,这也是元代瓷器的显著特点。玉壶春瓶是北宋时创烧的一种瓶式,是由宋人诗句中“玉壶先春”一词而得名,元代以后南北各窑均有烧制,其造型挺拔秀丽。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历代陶瓷艺人都用其作为一种装饰题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来体现其艺术魅力。该瓶所绘龙纹形象凶猛,以较长的龙身缠绕瓶体,在飞舞中显示其威武雄浑的气势,加上云纹的衬托,更有穿云布雨的撼天威力,是元代青花瓷器不多见的艺术佳作。
青花瓷是用氧化钴为原料,在未经烧制的素胎上进行绘画,然后上一层透明釉烧制而成。因为装饰纹饰是绘在釉子下面,所以也称之为釉下彩。它的特点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很小,烧成范围较宽,呈色稳定。白地蓝彩,明净优雅,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再则青花纹饰在釉下面,永不褪色,深受人们的喜爱。
关于青花的起源,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进展,证明它起源于唐代。1975年和1983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就出土有两批青花瓷片标本,其上绘制的釉下蓝彩清楚可见。从器型上看为唐代枕片。关于它的产地,根据对胎、釉测试的结果,证明为河南巩县窑所烧。又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确证明河南巩县窑烧制唐青花这样一个不辩的事实。
青花瓷器发展至元代已经烧制成功,尤以江西景德镇窑最具代表性。元代青花所使用的钴料有进口的与国产的两种。进口料含铁量高,含锰成份少,所以发色浓艳,釉面有黑色结晶斑点,深入胎骨,用手触摸有下凹感觉。而国产青花料发色较淡,没有黑斑。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元代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是景德镇窑采用进口钴料烧制的杰出产品。 造型:我国各历史时期的瓷器,都具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风格又首先表现在造型上.元代青花瓷的造型,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如玉壶春瓶、梅瓶等,明显地继承了宋代的样式。敞口,颈部细长,腹部下垂,圈足微撇。随着发掘考古资料的增多,改写了过去认为元代青花的造型为形体较大、胎体厚重的偏面认识。在元代青花中不仅有大盘、大碗、大瓶、大罐之类的器物,同时也有像此件玉壶春瓶一样形体精美的较小器物。这件玉壶春瓶是典型的元代晚期的作品。玉壶春瓶的口部撇度较大,呈喇叭形口,颈部比起元代早期明显加粗,腹部下垂也渐渐向肥大发展,整体器形从古朴向稳重过渡,是元代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
纹饰:元青花的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文人绘画风格的影响,写意画法较多,题材丰富,取材广泛,有的还借鉴当时丝织品的图案。元青花纹饰的特点是:大型器物的构图严谨、繁密,层次比较多,一件器物有的多达七八层,画面显得比较满。虽然层次多,但处理得当,主次分明,浑然一体,给人以富丽典雅、和谐完美之感。但也有较小的器物装饰以疏朗为特点的,自然活泼。龙纹在元青花瓷器中较为多见,是元青花瓷器的主要装饰之一。龙是传说中的神物,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呼风唤雨,因此,它以不同的动态表现在瓷器上,有海水龙、云龙等。自唐代始龙纹与皇权有了密切关系,龙纹成了皇权的象征。历代的龙纹各不尽相同,有其突出的时代特征。这件青花玉壶春瓶上所绘的云龙纹,代表了元代晚期云龙纹的基本特征。它仍以龙为主题纹饰,云为辅助纹饰。这时期的龙头一般较小,上下唇较长,身子细长,背部出脊,双角向后,似鹿角状。三爪、四爪居多,也有五爪。该瓶上的龙就是五爪,分张有力。该瓶所绘龙身的鳞为网格纹状,也是元代龙纹主要特征之一。所绘云纹为如意头飘带云,是指它的云角很长,似飘带。这也是元代云纹作为辅助纹饰的一个重要特征。
青花: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大量实物证明,元代青花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使用进口钴料(来自伊斯兰地区),含锰的成分少,含铁的成分多,因此,呈色浓艳,釉面有黑色结晶斑点,用手摸之,有凹入胎骨的感觉。二是使用国产钴料,含铁成分少,呈色浅淡,釉面没有黑色结晶斑点,纹饰也比较简单。三是进口钴料与国产钴料结合并用。发色浓艳与浅淡相结合。这件玉壶春瓶的青花采用的是进口钴料,发色浓艳,尤其是它的如意头云纹,不仅色彩结晶斑点突出,而且晕散特点也十分明显。它代表了使用进口钴料元代青花的特征。
胎釉:元青花的胎质纯白洁净,是在宋代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胎骨坚致,份量较重。另外胎内氧化铝成分稍高,机械强度较大。所以我们所见元青花瓷器大件器物相对较多,但是元青花和明清青花相比,胎土淘洗不如明清细致,因而在砂底处多有砂眼和铁质斑点。同时由于胎内含铁量较高,凡是露胎处,均见火石红斑。这件玉壶春瓶的足端露胎处火石红斑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它的釉是白中泛青,晶莹透亮, 这也是元青花釉的一个显著特征。
工艺:元青花中的瓶、罐、壶等,其胎体都是分段制作拼接而成的,接痕一般都很明显,接口修整不细致,用手摸有明显凹凸不平之感。这件玉壶春瓶的腹部就有明显的接痕,不仅能摸得着,我们还能看得见。这也是当时制瓷工匠留给后人鉴定元青花瓷的一个重要特征。
元代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传世较少。据不完全统计,大概传世品有300余件,国内有百余件,主要是江西高安与河北保定两批窖藏元青花瓷器最为著名。河南省目前所知收藏元青花瓷器甚少,也只有河南博物院仅此一件。所以,元青花瓷器在传世瓷器中弥足珍贵。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英文名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釉下彩的一种。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也有学者称唐青花并非青花瓷);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各时期青花瓷的特点
(一)唐青花(618—907)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 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7、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8、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9、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 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10、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11、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12、宣统(1909—1911)时开始出现化学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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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瓷片收藏的现状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这应该是老房子用的瓦当,是指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瓦当上刻有文字、图案,也有用四方之神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做图案的。你的这一片瓦当制作工艺一般,纹饰不经典,收藏价值不高。谢谢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要注意是真品还是赝品,现在的一些商人,假冒伪劣的手段相当丰富,做得非常逼真。
传统的青花瓷鉴定方法是通过青花瓷的胎、釉、形、纹、工艺等特征来判断青花瓷是否真品。鉴定有三种情况:一是认定为古代真品;二是认定为古代仿制品;三是认定为现代仿制品。为了保证真品,必须排除仿造品。
比如宋元时期,老百姓墓中出土的转换瓶、一般瓶、罐、壶、碗、盘等日用粗瓷器,市场价格一直不高。近年来,由于市场关系和收藏家收藏质量的提高,价格下降,收藏家花不了多少钱。如环耳瓶、通耳瓶、玉壶弹簧瓶、荷叶口瓶、大小油锤瓶、蒜瓶等,均采用技术印刷包装,具有一定的技术价值。
区别新老瓷器的第一种方法是听声音:新轮胎的声音硬脆,而旧轮胎的铝含量又高又冷,当它被敲打时,声音是沉闷的;第二种方法是看光泽:新瓷器有高光点,这是耀眼的,而旧瓷器是从里面来的,光亮夺目;最后用弱酸清洗轮胎的方法是:故意清洗旧轮胎,露出原貌,而旧轮胎的表面不易被洗掉。还有一种方法是把橡胶和杂物混在一起,这种方法很特别,不易清洗,需要综合分析判断。
首先,我们应该区分赝品和仿制品,模仿是文化的延续,好的仿瓷也有收藏价值和一定的增值空间,而伪造是基于伪造,这显然是骗人的。
从你简单的叙述来看,你的瓷片很可能是宋代左右的青白瓷片.
宋时的青白瓷和青瓷都有花纹,但你说白胎,那么可以排除青瓷的可能性,因为青瓷的胎是灰黑的.
这仅是我的猜测,具体还要看你的瓷片实物或者图片了.
瓷片是有收藏价值的,尤其是一些名窑的瓷片,一些能体现古代工匠高超手艺的瓷片,以及一些能系统帮助研究瓷器发展的瓷片.
有一句话: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
第一,它量大品全,容易寻找。自东汉至今,无论何朝何代,全国各地瓷窑林林总总,有的此起彼伏,有的长盛不衰。除有宋以来朝廷设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非卖品的御用瓷外,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各地民窑,生产过数量极大的古瓷运销大江南北。虽经历史的振荡,传世的完整器为数不多,但这无数古瓷以残伤或碎片的状态仍然留存下来,或在窑址,或在弃坑,或在村落旧址,或在城镇遗迹,甚至田间地头、断崖陡坡都会有古瓷残片散布。它像一座古代瓷器的实物宝库,供给学习者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参考资料。
第二,古瓷片内涵丰富,信息量大,几乎专家著作中对各朝代各时期古瓷特征的所有论述,都能从古瓷片中找到实物证据,这为学习者从本质上理解古瓷特征与发展规律提供了直观的教材。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瓷器的造型、胎质胎色、釉质釉色、彩料呈色、纹饰特征、烧制工艺以及明代以降各朝官民窑器的款识花押等,都能通过瓷片的收集得到感性认知。古瓷片真是一部能看能摸的古瓷百科全书!
第三,碎瓷片真品率高,通过对它的观察学习能得到真知。一般说来,古瓷片大都是从工地、遗址以及古代各个时期人们生活过的地方出土或散布于地表浅层的。它售价低,利润少,几乎无人专门仿制,因此,在古瓷仿品泛滥成灾之今日,古瓷片的真品率是最高的,是古瓷收藏者最廉价、最可靠的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