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差异
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是人口大国，目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两国国情有很多共同之处，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瞩目。印度学术界爱把中国作为重要参照对象来研究印度经济，我国学术界对中印综合国力比较也情有独钟。本文不仅对比两国经济状况，还把两国纳入全球坐标中衡量，着重比较两国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全球化程度。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我们选择一些指标进行比对就会发现两国的差距。据世界银行数据，人均用电量，1997 年中国为714 KWH牗千瓦小时牍，印度仅次363 KWH 。在1998 年中国电力生产占世界比重为8．2％，印度只占3．47％。电力系统的损耗在1997 年中国8％，印度却高达18％。中国在1998 年拥有电话主线70条，印度只有22条，1997 年中国电话装机等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印度需一年。印度公路状况极差，缺少高速公路，港口与机场设施陈旧，交通运输极端落后，能源严重短缺，尤其是石油，基础设施的滞后影响了外国投资环境，严重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领先的优势十分明显。资本资源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储蓄与投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中国在1997－1999 年期间国内总储蓄GDP的比例为42．5％，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是38．8 T ，印度同期分别是20．3％、23．9％。中国在1990－1999 年期间国内总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2．8％，印度只有7．4％。1997 年中国股票市场融资占GDP的比例是22．9％，印度为33．7％，1995 年中国资本市场占世界比重只有0．24％，印度为0．71％，而1998 年中国上升到0．84％，印度降至0．38％。1975 年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比重仅为1．73％，印度占1．74％，1998 年中国升至9．4％，印度为2．5％，1998 年中国资本资源占世界比重比印度要高3．8倍。2001 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为38．9％、投资率为37．4％，印度分别为22．4％、22．7％。可见，无论是国内储蓄率或投资率，还是在世界资本资源中的地位，中国比印度高得多，这也是造成中印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印度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早，但现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也超过了印度。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G NP 牗国民生产总值牍、 GDP牗国内生产总值牍与G NI牗国民总收入牍是考察一个国家经济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首先，看GNP：据世界银行《2000�2001 世界发展报告》数据，中国1999 年 GNP 为9802 亿美元，在参与排序的206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7位，人均G NP780 美元，列140 位；按购买力平价牗 PPP牍计算中国的GNP则高达41122 亿美元，列第2位，人均GNP升到3291 美元，列128 位；1999 年印度 GNP 为4422 亿美元，列11位，人均 GNP450 美元，列163 位；按 PPP 计算印度GNP为21441 亿美元，列第4位，人均G NP2149 美元，列153 位。再看 GDP ：2000 年中国GDP总量为1．08 万亿美元，列世界第六位，印度GDP达4794．04 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按 PPP 计算GDP，2000 年中国GDP为49660 亿美元，印度为24320 亿美元。2001 年中国人均G DP 牗 PPP牍为4329 美元，印度为2464 美元。1990 —2000 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10．3％，印度为6％。经济总量比较我国领先，两国人均GNP、 GNI 都偏低，中国依然占有优势。产业结构通过比较两国的产业结构构成，可发现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1970 年中国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4％、38％与28％，印度则分别为45％、22％和33％，这一期间印度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比重太小，第三产业比重两国接近。1998 年中国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分别是18．4％、48．7％、32．9％，印度各占29．3％、24．7％、45．9％，而世界产业构成为5％、34％、61％，我国第一、第二产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比重太小，印度第一产业比例太大，第二产业比例过小，第三产业比重比我国大，但比世界水平低，两国产业结构都存在不合理之处，都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各产业发展速度看我国要快于印度，我国农业与工业总产值的规模也比印度大得多。对外开放度印度在90年代以前由于对外国投资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很小，1992 年以来印度加快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积极鼓励外国投资，不断放宽对外国投资者限制，外国投资发展很快，外国直接投资从1990 —1991 年度的0．91 亿美元上升到1999－2000 年度的51．91 亿美元，2001 —2002 年度更高达59．25 亿美元，证券投资从1990－1991 年度的0．06 亿美元增至1993－1994 年度35．67 亿美元，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1998 —1999 年度为负0．61 亿美元，但2001 —2002 年度回升到40．9 亿美元，证券投资流入规模在大部分年度大于直接投资。就外贸、外资发展比较而言，无论规模还是发展速度，我国占有绝对优势，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比印度高得多。据《经济学家》推出的全球化指标，1993 —1997 年期间年均变化率印度仅为2％，我国为7％，中国对外开放度远胜于印度，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印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竞争力牗一牍 IMD 国际竞争力中印排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是国际竞争力评价的权威机构，每年根据国内经济状况、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等方面指标体系对参评国家竞争力进行评价，推出《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国在IMD竞争力排名中处中游，但与印度相比名次大大靠前，在1995 —1998 年期间名次不断上升，1999 —2001 年间有所下降，2002 年又上升了两位，印度排名居下游，以两年为周期上下摇摆，在38－42 之间徘徊。IMD竞争力排名说明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比印度强。两国都需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牗二牍 WEF 全球竞争力中印比较根据美国竞争力委员会1999 年对56个国家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成果，也揭示了我国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在创新因子指标排在45，印度为37，其中上游创新能力牗由研究开发投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素质、科研机构的质量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决定牍我国与印度几乎平起平坐，我国第25、印度26位；但下游创新能力牗申请专利的数衡量牍我国比印度要弱，下游创新因子排名我国为48、印度37。我国上游创新能力与下游创新能力脱节，说明我国创新成果商业运作不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通道不畅。中国经济的微观竞争力落后于宏观竞争力，微观竞争力与印度相比也落下风。除1998 年外印度历年名次好过中国，但到2002 年两国差距在缩小，中国只比印度低一位。当前竞争力指标是建立在微观竞争力指标基础上，旨在区分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通过衡量人均GDP水平来考察当前经济成就。中国当前竞争力与印度相比落后了很多，2000 年低11位，2001 年也相差7位。2001 年公司运作与战略排名中国列39位、印度居43位，商业环境质量比较中国排在47位、印度名次是34，在商业环境质量方面我国处于劣势。这反映了我国企业运行的商业环境有待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偏低，企业运营方式与发展战略不够成熟。2002 年我国商业运作环境有所改观，上升到38。国民财富的增长，归根结底依靠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才能实现人均GDP的快速增长。牗三牍 GITRR 信息技术中印竞争力在网络就绪、网络应用构成与可行因素构成这3项指标排名印度都领先于我国。网络就绪指标中国64、印度54。网络应用构成指标我国到70位、印度60。可行因素构成排名中国第56位、印度49位。在次级指标方面，我国只在信息基础设施、商业与经济环境、ICT机会与社会投入3个方面比印度位置靠前，而在硬件、软件与支持、网络接入、网络政策、网络社会、网络学习、网络经济、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方面排名都落后于印度，特别是硬件、软件与支持、ICT政策、网络学习方面名次悬殊很大，反映了我国信息技术与印度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软件业印度遥遥领先于我国，印度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大国，2000 年软件出口额达80亿美元。近几年信息技术产业托起了印度牛市，预计2008 年印度软件业产值870亿美元，出口达500亿美元，软件业成为了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我国软件出口还微不足道。中国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经济总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与印度相比处于领先地位，两国经济结构都须进一步调整，都须注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的竞争力我国整体占优，但经济创造力竞争力我国不及印度，微观竞争力印度强于中国，信息技术竞争力印度优势明显，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比印度大。（
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合作重点：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
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
文化建设：
2015年12月16日，国际七三学社前主席、香港文联终身高级顾问陈恩田代表全球1216名学者，倡议将12月16日定为“一带一路”国际日，并启动“一带一路”国际日志愿者计划。
“一带一路”国际日为每年12月16日，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216名学者倡议发起的国际民间节日，也是首个起源于东方国家、代表东方国家文化自信的国际民间节日。
一、中印贸易快速发展
中印贸易开始于1951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规模很小，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中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是中印经贸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2006 年3月，中印双方高层召开了中印经贸科技联委会第七次会议，确定了落实《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的工作计划，启动了中印区域贸易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同意建立工作机制讨论印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06年11月，中印《联合声明》宣布，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00亿美元，提出了包括“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等10项战略，强调“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2006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由2000年的29.14亿美元增至249亿美元。目前，印度是中国第10大贸易伙伴。从贸易总密度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学者分析，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塑料及橡胶、陶瓷及玻璃制品等；自印度进口的产品主要为铁矿砂、铬矿石、宝石及贵金属、植物油、纺织品等。近年来，印度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量私营企业积极投资，计划新建公路、桥梁、铁路、港口和电站等一批基础设施，中印承包工程领域合作空间广阔。中印投资合作也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的中国在印度投资累计金额为1700万美元。投资领域主要有电子、通信和轻工等。同期，印度在华非金融类投资项目256个，合同金额 5.48亿美元，实际投入1.72亿美元。此外，中印双边商务人员往来频繁，中印资源合作和技术合作均有较大发展潜力。
二、快速发展的背后
伴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印经贸合作中的很多问题成为了制约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中印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凸显，印度保护本国落后制造业及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等。
1．中印双边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
1975 年，印度开始建立反倾销法律制度；1992年，印度发起了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案件。近年来，印度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导致其反倾销调查居世界前列，并已成为全球启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6年，印度共启动反倾销调查457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美国多 22.5%；保障措施15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约旦和智利多36.4%。1994年前，印度未曾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而1995～2006年，印度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救济调查，年均7.6起，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此外，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也逐步提高，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益增大。
尽管随着印度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印度对华反倾销案日益受到重视，应诉率明显上升，但仍低于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此外，由于印度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在形式上充满了随意性，表现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模糊，确定正常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涉案中国企业如何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等核心问题的规定尚缺乏可操作性，“非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问题仍是困扰中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几率很低。
2．印度保护本国落后的制造业
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两大类型，全球的“中国制造”不仅引起了发达国家生产企业的市场恐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压力。目前，印度制造业还很落后，印度制造业在三大产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0%，工业制成品中，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不多，工业制成品的质量普遍低劣。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商品显示了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很多印度企业声称中国产品将给印度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冲击，有些印度人甚至称之为“中国产品侵略”，一些制造业企业纷纷要求印度政府对中国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
3．印度贸易壁垒较高
尽管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印度即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增长战略，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但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目前，印度的贸易壁垒在南亚地区居首位。印度有许多普通的商品被列入禁止/限制进口商品清单之中。禁止商品中包括小鸡、蛋、石膏、石油气体、丝织品、府绸、斜纹布、灯心绒、渔网及棉织品。限制进口的商品还包括食盐及化肥等。目前，印度总体关税水平还很高。印度的海关税率分为：5%、15%、25%和35%共4个档次。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采取一些措施，逐步降低总体关税税率，争取在近几年内降低到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平均关税不超过20%，峰值关税不超过30%。但除关税外，印度进口商一般还须交纳附加税、增值税、预期收入税、调节税及基础设施建设费、进口许可费等各种进口费用。比如，对我国有很强出口优势的空调、冰箱分别加征42.5 %、30 %的附加税。因此，印度目前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仍然较高，阻碍了我国商品的进一步出口。
4．中印贸易竞争性较强
中印贸易结构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从两国各自对外经济的总体结构来看是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首先，从贸易对象国分布来看，两国都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作为主要的外贸合作对象，而且这种外贸伙伴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其次，从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也是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从目前来看，印度反倾销调查主要集中在化工/石化、医药品、纺织品、钢铁和其他金属、消费品等。就这些行业而言，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技术水平、产品结构比较接近，容易形成竞争，这些行业的中国出口企业容易成为印度反倾销的调查对象。
在出口方面，印度传统的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50 年的约70%下降到目前的约20%，而中国现在以制成品出口为主。因此，在占印度出口总额约20%的初级产品出口中，中印两国具有互补性，而在占印度出口总额近80%的制成品出口中，总体上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在进口方面，原料及中间产品进口额占印度进口总额的70%～75%，在这部分商品中，一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市场（如东欧、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等。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及中间产品有很多是印度需要进口的，由此可以形成互补性。
三、中印经贸关系发展前景
1．建立中印贸易区存在天然条件
2006 年7 月6 日，中印已经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了两国中断40 多年的边境贸易，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大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从而使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成为可能。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双方2010 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也注意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印度计划在2015 年前将完成与东亚邻邦之间的自由贸易路线图。由于中印两国都为世贸组织成员，可以在经贸合作中遵循自由贸易、公平的原则，同时，两国在地缘上关系密切，也有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天然条件。
2．中印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有相互依存的要求
中国和印度都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和发挥优势的突破点，都加入了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在7.5 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商品市场中占5.9%，外界称之为“世界工厂”。印度在1.7万亿美元的全球服务出口市场中占1.6%，外界描绘其为“世界办公室”。但是，中印两国毕竟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中国承接的是低端制造业，印度承接的是低端服务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学者预测，中国每出口1美元，仅30 美分附加值是国内生产的，20美分是利润和折旧。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在美国而现在转移到印度的每1美元的服务，印度赚取的净利润是33美分，表现为政府税收的形式。中印两国都已经意识到，仅靠制造链中分割的产品生产和服务业中的一些分解服务，容易造成将自己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的风险，使生产具有高度商品化、高度标准化、不可细分及利润空间极其狭小的特点。
2.在印度做餐饮生意是很危险的。印度宗教派系繁杂，对于饮食有各种各样的禁忌。中餐在印度很难发挥特色。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你敢在印度卖牛肉，那么你一定会被印度教徒宰了。因为牛是印度教的圣兽。卖猪肉，伊斯兰教徒不干。其他教派的规矩就更多了。
3.印度有多政界和军界人士敌视中国，印度历来的军事演习都以中国作为假想敌。
4.印度很多地方依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特点，习惯于自给自足。高端消费团体只存在于几个大城市，大多已经习惯于购买欧美舶来品。类似我国清末民初的社会情况。
5.做国际贸易一定要关心政治。政治风向决定两国贸易情况。偏执的只看重商业行为是幼稚和危险的。
该指数根据全球各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发展机会的吸引力来排名，每年发布2次，今年已经是第16年，第52次发布了。
本次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印度、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荷兰、阿根廷。除阿根廷首次进入外，与此前排名并无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相互之间名次略有差异。
关于中国市场
就中国而言，它之所以能稳坐第一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长期支持和追求。
电目标和降低上网电价——但安永分析师预计，这些举措将提高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效率。
此外，中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实现平价上网，这样它们就可以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变得更成熟和更具有竞争性。
总之，安永认为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财务状况相对良好”。
中国正致力于提高市场的效率和竞争力，这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让这个市场成为一个长期的重要的能源来源。
尽管增长速度放缓，但中国市场的绝对规模是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空气污染是支持中国可再生能源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关于新兴市场
排名前40位的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证明了这些市场的重要性。
阿根廷首次进入前10名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发展中国家不一定只是在复制发达国家的能源模式。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离网太阳能和分布式发电的兴起是一项重要的发展，它符合该地区的能源环境，但发达国家在迈向今天的发电模式中就不一定经历了此阶段。
其中一项计划涉及征求建议书(RFP)，寻求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地区以大型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设施形式提供680兆瓦的可再生资源。
对于另一项计划，杜克能源开始接受其为期五年，价值6200万美元的太阳能退税计划的申请，该计划预计将使北卡罗来纳州的住宅太阳能客户数量增加一倍以上。
杜克能源在今年1月表示有意开始实施这项计划，并在4月获得太阳能退税以及2月提交的征求建议书(RFP)批准。6月，北卡罗莱纳州公用事业委员会(NCUC)批准了杜克能源公司为征求建议书(RFP)计划提出的备选电力购买协议(PPA)。
备选的电力购买协议(PPA)其中包括将储能项目与可再生资源相结合的条款，这些资源将投标到征求建议书(RFP)流程中，但并非所有关联方都对其所采取的方式感到满意。
“我们要求将储能项目纳入征求建议书(RFP)，但在几周前杜克能源公司发布备选电力购买协议(PPA)之前，并没有表示或暗示它将被包括在内。”北卡罗来纳清洁能源商业联盟执行董事Christopher Carmody说，“在我们看来，杜克能源公司所做的是将他们的垄断行为扩展到储能行业。”
Carmody为此感到担心，他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公开讨论，在电力购买协议(PPA)中储能项目实际上是凭空创造一个储能政策。他还担心杜克能源将限制独立电力生产商和客户的运营和财务灵活性，并寻求一系列关于何时以及如何使用电池储能的规范性规则。
虽然承认储能项目问题有一些阻力，“我们希望征求建议书(RFP)计划得到批准。”杜克能源公司发言人Randy Wheeless表示，“我们可以在未来进行修改。如果在下一次付款中有微调，我们就可以做到。”而据悉，下一次付款的时间将在一年左右。
在北卡罗莱纳州公用事业委员会(NCUC)的6月发布的指令中，工作人员表示，储能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机会将会增加，这应该在征求建议书(RFP)计划的第二次付款发布之前实施。
工作人员建议，应通过北卡罗莱纳州公用事业委员会(NCUC)指导的技术会议或单独的利益相关方过程来完成参与。工作人员表示，该过程应限于储能参与征求建议书(RFP)计划，并应包括讨论成本、收益和机制，赋予杜克能源公司控制和调度能源存储解决方案的权利。
征求建议书(RFP)流程要求杜克能源公司在未来四年内增加2660兆瓦的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发电量，以符合2017年成为法律的北卡罗来纳州竞争能源解决方案法案。杜克能源公司已拥有超过25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量。
在住宅太阳能方面，杜克能源大约有65兆瓦的发电量。Wheeless说，新的退税计划可以支持约10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据悉，其征求建议书(RFP)计划的投标将于今年 9月11日到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将会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通过制定新的能源发展战略、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从目前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状况和技术发展水平看，今后发展较快的可再生能源除水能外，主要是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生物质能利用方式包括发电、制气、供热和生产液体燃料，将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风力发电技术已基本成熟，经济性已接近常规能源，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将会保持较快发展。太阳能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光伏发电和热利用，近期光伏发电的主要市场是发达国家的并网发电和发展中国家偏远地区的独立供电。太阳能热利用的发展方向是太阳能一体化建筑，并以常规能源为补充手段，实现全天候供热，提高太阳能供热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太阳能供暖和制冷的方向发展。
总体来看，最近20多年来，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快速发展，产业规模、经济性和市场化程度逐年提高，预计在2010－2020年间，大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可具有市场竞争力，在2020年以后将会有更快的发展，并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多年来，世界各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
1、目标引导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1997年，欧盟提出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从1996年的6%提高到2010年的1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从1997年的14%提高到2010年的22%。2007年初，欧盟又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要求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2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到全部发电量的30%。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国也制定了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引导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政策激励
为了确保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许多国家制定了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德国、丹麦、法国、西班牙等国采取优惠的固定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实行可再生能源强制性市场配额政策，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对可再生能源实行投资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
3、产业扶持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许多国家十分重视可再生能源人才培养、研究开发、产业体系建设，建立了专门的研发机构，支持开展可再生能源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服务等工作。发达国家不仅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而且特别重视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经过多年的发展，产业体系已经形成，有力地支持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4、资金支持
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许多国家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技术研发、项目建设、产品销售和最终用户提供补贴。美国2005年的能源法令明确规定了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年度财政预算资金。德国对用户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提供40%的补贴。许多国家还采取了产品补贴和用户补助方式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有力地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