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煤炭产量35.2亿吨,约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78.6%;煤炭消费总量35.7亿吨,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7
Ⅰ、(1)固体煤经处理变成气体燃料后,不仅可以大大减少SO2和烟尘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而且燃烧效率高,也便于运输,
故答案为:燃烧效率高,变成气体后,燃烧充分,运输方便等;
(2)①③④为燃烧反应,所以放热反应,②为吸热反应,故答案为:②;
(3)由盖斯定律可知,反应一步完成或分步完成,其热效应相同,则等质量的煤分别通过以上两条不同的途径产生的可利用的总能量相同,
故答案为:C;
(4)由盖斯定律可知,①=②+③+④,则能量为E1=E2+E3+E4,故答案为:E1=E2+E3+E4;
Ⅱ.(1)16g固体硫完全燃烧时放出148.4kJ的热量,32g固体硫完全燃烧放热296.8 kJ,热化学方程式为:S(s)+O2(g)═SO2(g)△H=-296.8 kJ?mol-1 ,
故答案为:S(s)+O2(g)═SO2(g)△H=-296.8 kJ?mol-1 ;
(2)图象分析可知,图象中表示的是1molSO2和0.5mol氧气完全反应生成1molSO3,反应是放热反应,反应的焓变△H=501KJ/mol-600KJ/mol=99KJ/mol,2mol二氧化硫全部反应放热198 kJ;写出反应的热化学方程式为:2SO2(g)+O2(g)?2SO3(g)△H=-198 kJ?mol-1 ,
故答案为:2SO2(g)+O2(g)?2SO3(g)△H=-198 kJ?mol-1 ;
Ⅲ.已知:拆开1mol H-H键、1mol N-H键、1mol N≡N键需要的能量分别是436kJ、391kJ、946kJ,化学反应为N2+3H2=2NH3,反应的焓变=946kJ+3×436kJ-2×3×
391kJ=-92KJ/mol,则1mol N2完全反应生成NH3的反应热为:-92 kJ?mol-1 ;依据反应的化学方程式计算1mol氢气完全燃烧放热
92KJ |
3 |
故答案为:-92 kJ?mol-1;30.7 kJ.
在煤矿工作好几年,对未来能否抱有期望?
图
当前煤炭需求处于旺季,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约75万吨,向前看,宏观经济向好带来需求改善,煤炭需求端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产能总量依然过剩,但有效产能已趋于合理我国2013-2016年煤炭消费量分别为42.44亿吨、41.16亿吨、39.70亿吨、37.84亿吨,其中进口煤净量在2-3亿吨/年之间,据此分析,我国51-52亿吨/年的产能总量仍然过剩严重,但2016年以来随着非法产能的退出,以及我国煤炭”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实现国内原煤产量39亿吨/年的总目标来看,目前合法有效产能39.1亿吨已经基本合理,甚至是偏低的,未来去产能更应该坚持增减挂钩,同时加大优质产能投放,防止煤炭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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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消费结构有所调整,化工及其他行业耗煤增速较快
煤炭消费结构作为我国传统的上游资源品,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一直以来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40亿吨体量级别),总消费量在达到2013年44.2亿吨的高点后开始逐年下滑,至2016年已降至37亿吨的水平。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煤炭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决策分析报告》数据显示,煤炭消耗量在连续下跌三年后企稳回升。我国煤炭消耗结构主要由火电、冶金、建材、化工、供热及其他行业耗煤六大板块组成,截止2017年10月底其分别占煤炭消耗量的49%、18%、8%、5%、6%和14%,火电及冶金耗煤逐渐企稳回升,而化工及其他行业耗煤增速较快。
长期煤炭需求测算2016年到2030年,预计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由62%下降至45%,煤炭消费量27亿吨标准煤,0增长。
根据测算,2016到2030年,煤炭消费量增长率为0。2030年煤炭消费量27亿吨标准煤(60亿吨标煤*45%占比=27亿吨,与2016年相等43.5吨标煤*62%占比=27亿吨),而原油消费量增长50%左右,天然气223%,非化石能源107%。按照16年43.5亿吨标准煤计算,未来14年,总体能源消费增加不超过38%,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不超过2.3%。在能源消费量年均2.3%的较高增长下,煤炭的消费量在未来14年是0增长。鉴于煤炭需求中长期是0增长,未来要保持供应稳定,中长期不能再有明显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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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实施煤炭总量控制、产业结构调整来加快减排速度。2013年前,我国煤炭消费量在10年间翻了一番。“大气十条”提出在重点区域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全国煤炭消费总量从2013年的42亿吨下降至2016年约38亿吨;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67.4%下降至62.0%。可以说,能源结构调整助推了污染减排。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最突出的是钢铁产能。过去几年,我国压减了1亿多吨钢铁过剩产能,2016年就压缩了钢铁过剩产能6000万吨。前不久,在德国召开了一次有关钢铁过剩产能处理的会议,我国为调节钢铁产能,重新安排20.1万钢铁工人就业。这些数据都说明,通过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解决了环境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改善环境问题的需求促进了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用环境来优化产业,促进产业的发展。
二是推进国家减排工程。2005年开始,我国大规模推进减排工程建设。“十一五”时期把二氧化硫列为国家总量控制减排指标,“十二五”时期又把氮氧化物列入减排指标,这就从国家层面推进大量环保设施的建设。到2015年,我国燃煤脱硫机组装机容量占煤电总装机的99%,脱硝机组装机容量占火电总装机的92%,脱硫烧结机面积占烧结机的88%,脱硝水泥熟料产能占总产能的92%,脱硝平板玻璃生产线占总产能的57%。
三是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2015年开始,我国大规模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改造后,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限值分别比国家排放标准降低83%、50%和67%,达到天然气电厂排放水平。目前,全国50%以上机组完成改造,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体系。
四是推进采暖系统煤改清洁能源。发改、能源、环保、住建、财政等多部门共同推动北方地区清洁采暖工作,“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我国的污染物排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空气污染主要来自燃煤、烧秸秆,这实际是历史延续下来的落后的生活方式造成的。通过改善空气质量、改善历史遗留下来的能源结构,可以使上亿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促进农村的能源革命。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使人民生活水平实现跨越式改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
五是建立重污染天气应对技术体系。我国建立了预测预报—决策会商—预警发布—应急响应—跟踪评估—预案修订等全流程的重污染天气应对技术体系,在秋冬季重污染应对中有效降低了污染峰值浓度。今年10月~12月,京津冀地区一共出现了8次重污染过程,每次都提前预报,提前采取行动。这是系统的、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支撑,有力提升了重污染应急能力。
六是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联合攻关。我国利用两年半左右时间,集中优秀科研团队,构建立体观测、实验室模拟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系统,识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来源和主要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建成综合科学决策支持系统,支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过去,针对电力行业的环保措施比较多,现在对一些非电力行业,如钢铁、水泥、玻璃、化工等行业都要推进污染减排技术创新。当前,我国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科技支撑力度比任何时候都大。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了一个联合的重大研究计划,提供4亿元研究大气污染成因和对健康的影响。“十三五”期间,科技部推出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专项,以24.76亿元的巨资推动治理技术、监测、人体健康影响、监管措施等方面的研究。今年还启动了总理基金项目,推动大气重污染的成因与治理的科技攻关。
2011年开始,全球煤炭消费量增速呈逐年下滑趋势,2015年和2016年世界煤炭消费量分别为37.85亿吨油当量和37.32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速分别为-2.7%和-1.4%,世界煤炭消费量降速放缓。
分国家来看,2016年,全球煤炭消费量为37.32亿吨油当量,同比下降1.4%;其中,中国2016年煤炭消费量18.88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煤炭总消费量的50.58%;印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煤炭消费国,印度和美国煤炭消费量分别为4.12亿吨油当量、3.58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煤炭总消费量的11.04%和9.60%;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消费量排名较上年有所上升。消费量排名前十的国家是中国、印度、美国、日本、俄罗斯、南非、韩国、印度尼西亚、德国和波兰。
中国、印度真正影响全球煤炭市场需求。随着全球煤炭消费重心逐渐由欧洲、北美东移至亚洲,2016年亚太地区煤炭消费量已接近全球总量的73.8%。在亚洲,日本、韩国作为传统的煤炭进口国需求相对稳定,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增长虽然强劲但是基数仍然偏小,中国和印度两大新兴经济体合计消费占比全球61.6%,能够真正影响全球煤炭市场的需求。
中国、韩国、日本、台湾等主要煤炭消费国家和地区消费量(进口国以进口量增速为代表)触底回升,增速由负转正。自2015年开始,台湾省煤炭进口量止跌企稳,2013年开始韩国煤炭进口量由负转正,2017年1-5月进口量增速高达13%,日本自2012年以来进口量基本维持稳增长,2017年上半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增长约1%至18.3亿吨,煤炭消费量触底回暖。
1.2 全球80%左右的新建燃煤电厂位于亚洲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包括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正在筹备大规模的燃煤电厂项目,全球80%左右的新建燃煤电厂位于亚洲地区。英国能源和气候情报局的数据显示,全球在建燃煤发电厂中82%左右的电厂位于亚洲四大发展中经济体即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根据英国能源和气候情报局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球在建燃煤电厂718座,其中,384座位于中国,149座位于印度,印尼和越南在建燃煤电厂分别为32座和24座,全球其他国家在建煤电厂129座。
此外,中国计划建造另外795座燃煤电厂,印度准备额外建造297座,印尼有87个新燃煤电厂项目,越南则准备另建56座,其他国家拟议中的煤电厂有504座。这意味着全球未来会出现至少2457座新的煤电厂,其中有1824座在亚洲这四个发展中国家,占比74%左右。
分国家和地区来看:
日本:日本计划未来10年内兴建41座燃煤发电厂,且日本政府对于进口煤炭的税率优于燃烧较洁净的天然气。日本在过去5年的时间中仅建成1950兆瓦(MW)的燃煤电厂,但是,截至2017年4月日本却有4256兆瓦(MW)燃煤电厂项目正处于建设阶段,并有17,243兆瓦(MW)已经处于开工前的规划准备阶段。
韩国:煤炭发电占韩国供电的40%左右,且韩国能源部表示,按计划到2022年韩国将建设20座新的燃煤电厂。
印度:印度燃煤发电供应60%左右的电力,目前,印度人均用电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目前尚有3亿无电人口,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于2014年5月就任后,一直努力推动煤电发展,致力于为成千上万还在使用煤油灯的印度人民供电,未来印度将大力发展燃煤发电,煤电占比将从目前的58%提高到2020年的68%。
越南:越南第一大电源为水电,但目前大中型水电站已经基本开发完毕,大力发展燃煤发电是保障能源安全最经济可行的措施。根据越南政府规划,越南煤电占比将由目前的40%提高到2020年的50%和2025年的55%,成为越南第一大电源。
印度尼西:印度尼西亚政府预计未来十年年均电力消费增速为8.7%,作为世界第5大煤炭生产国和第2大煤炭出口国,在全球煤炭市场不景气的形势下,扩大国内煤炭消费、发展燃煤发电成为印度尼西亚满足电力快速需求的必然手段,印尼政府计划3年内增加4300万千瓦的煤电装机。
未来以亚洲地区为首的燃煤电厂的扩建势必增加煤炭消费需求。
二、国际煤炭价格触底攀升
2.1 国际动力煤价格
国际三大港口煤价已恢复到2012年的水平。截至2017年9月7日,ARA指数同比上涨45.7%至89美元/吨;理查德RB动力煤FOB指数同比上涨37.6%至91.38美元/吨;纽卡斯尔NEWC动力煤FOB指数同比上涨38.2%至97.56美元/吨。
中国港口煤价大幅提升。截至2017年9月7日,广州港印尼煤(Q5500)库提价715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20.2%;广州港澳洲煤(Q5500)库提价715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220.2%
2016年中国动力煤价格触底反弹,快速攀升。截至2017年9月6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渤海地区发热量5500大卡动力煤的综合平均价格)报收于580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17.4%;截至2017年9月4日,由中国煤炭市场网发布的CCTD秦皇岛煤炭价格报收于606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20.2%。
2.2 国际炼焦煤价格
澳大利亚炼焦煤触底反弹,高位震荡。截至2017年9月8日,澳大利亚峰景煤矿硬焦煤中国到岸价220.5美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25%;中低挥发分硬焦煤(澳大利亚产)中国到岸价185.25美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11%。
中国港口炼焦煤:截至2017年9月7日,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含税) 1600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108%;连云港山西产主焦煤平仓价(含税) 1700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93%。
中国产地炼焦煤:截至2017年9月1日,临汾肥精煤车板价(含税) 1580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95%;兖州气精煤车板价1070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62%;邢台1/3焦精煤车板价1430元/吨,较2016年同比上涨68%。
2017年初中国发改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平抑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忘录的通知》,通知以重点煤电煤钢企业中长期基准合同价535元/吨为基础,建立价格异常波动预警机制。绿色区间不采取调控措施;蓝色区间密切关注生产和价格变化情况,适时采取必要的引导措施;红色区间,启动平抑煤炭价格异常波动的响应机制。
纽卡斯尔港动力煤与秦皇岛港动力末煤的价格和走势吻合度较高。国内Q5500煤价在政策影响下,大概率在470-600元/吨之间波动,我们判断纽卡斯尔港动力煤(Q5700~6000)价格指数也将大概率在74~93美元/吨之间波动,不排除继续冲高的可能性。
在煤炭产能出清,经济复苏背景下,受产能周期影响煤炭价格或将维持中高位运行。
1.数据差距有多大?主要是哪些行业造成的?
上述文章所指出的数据差距是基于2015年8月印刷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与2013年12月印刷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中的不同,在两本年鉴均出自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但在2012年的煤炭消费量前者为41.2亿吨,后者为35.3亿吨,两者相差5.9亿吨。
分行业来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012年的煤炭消费量被上调了8066万吨,其次为电力、热力及水生产、供应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分别被上调了6817万吨、5388万吨和3808万吨。这四个行业的被上调的煤炭的数量占总调整量的40%左右。
2.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数据差距?
我国的煤炭消费数据一直存在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数据与各省煤炭消费数据的总和之间总存在一定的差异,2012年这种误差达到相差8.4亿吨。这种巨大的误差既有地方统计重复或高估的因素,又有全国统计低估的因素,难以准确区分。
这种巨大差异的背后原因是中国煤炭消费统计体系的不完善,如果这种统计体系问题持续存在,给政策研究和决策带来很大的困扰,也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出台和落实控制煤炭消费政策时有所顾虑。
3.新的统计数据是否意味着中国煤炭消费在“十一五”期间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的说法并不成立?
统计数据的调整并不改变对煤炭颓势的判断。《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中修订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能源和煤炭消费等数据。但此次对历史数据的修订并不影响中国煤炭消费增速正在逐渐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即使按照修正后的数据来计算,在2007至2011的五年中,中国的煤炭消费年均增速达到7.6%,而2012至2013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年均增速下降到4.5%左右。
2015年2月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出:经初步核算,2014年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了2.9%,以及根据行业快报,2015年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主要耗煤产业在前三季度的煤炭消费量均出现了同比负增长,中国2015年的煤炭消费量在“十二五”的最后两年不会有大幅的增长。
4.这会推翻对于煤炭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空间的判断吗?
此次对能源数据的修正有可能进一步压缩了未来中国的煤炭消费增长空间。中国政府在2014年6月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提出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煤,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占到62%以内,消费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原煤;在2020年前,中国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要降低5.4%。近期有国际组织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呼吁2020年的中国煤炭消费占比应该进一步下降到58%,这意味着202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需要控制在39亿吨左右,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在未来的五年已经没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甚至要减少2至3亿吨的煤炭消费。
而且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地球上储量有限。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贫气”的国家,在中国已探明石化能源储量中,石油和天燃气仅占6%,其余94%均为煤炭。这样的能源资源特征决定了中国煤炭价格要大大低于油、气价格,自然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以煤炭为主。
公开资料显示,建国之初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高达90%。虽然油、气资源利用在逐步增加,但是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比例始终过半。2014年4月21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做的工作报告指出,2013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为65.9%。
煤炭具备能源和工业原料双重属性,决定了煤炭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煤炭专家表示,在中国2013年的煤炭消耗结构中,一半用于发电,另一半消耗在了钢铁、化工、建材和取暖等领域。这些需求方面,既有可替代的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方面。
煤炭是钢铁、煤化工等产业重要的原材料。其中钢铁行业用煤主要是炼焦用煤、烧结用煤和高炉喷吹煤。而焦炭和烧结用煤当前高炉生产工艺条件下无可替代。
替代能源概念大于实效替代燃料成型尚需时日
电力行业是煤炭消费最大的市场。虽然核电,风电、光伏发电越来越受到重视,天然气、页岩气、煤制气也被认为是煤炭的清洁替代能源,但这些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煤炭在中国电力生产领域的主体地位。
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快速发展,但由于用电基数大、增长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占比仍然较小,而且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难题。
以风电为例,由于风电具有随机性和波动性,大规模并网后可能引起电力系统运行模式发生较大的变化,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弃电现象。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编写发布的《2014中国风电发展报告》披露,2013年,有162亿千瓦时风电因无法并网外送或当地消纳而被迫放弃,约占风力发电总量的一成。
安全性仍是核电建设首先考虑的问题。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地震引发的泄露危机再次引发全球对核电安全性的争议。当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前关闭境内所有17座核电站,这意味着德国将成为日本福岛核危机后,首个宣布放弃核电的主要工业国家。中国核电建设受此影响进入发展低潮期。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西藏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西藏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3月初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据了解,2020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原煤产量为39亿吨,比上年增长1.4%。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2%,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0.6%,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
大家请注意,我们从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去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这也就是说其中煤炭消费量达到了28.2864亿吨。
由于,近年来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减碳排放的要求,传统煤炭等能源消费是有所下降了,但过去几年来看,差不多都是在28亿吨附近徘徊。那我们就按照平均年消费量28亿吨计算,意味着平均每月的消费量在2.6亿吨左右。
很明显,一亿吨煤还不够全国半个月的消费量,顶多就是10来天吧!
按一年全国煤炭消费量40亿吨来计算,一亿吨煤也就够全国用9天的时间。
中国最大火电站一天差不多5万吨煤,全国差不多有一千座火电站平均日5000吨,再加上工厂,供暖,能用几天!
1.原煤生产增速略有回落,同比增长4%
2019年,我国煤炭结构性去产能不断深入,原煤生产增速略有回落。2019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38.5亿吨,同比增长4.0%。2019年,我国关闭退出落后煤矿450处以上,超额完成去产能目标任务;对年产30万吨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关闭退出落后煤矿。
同时,煤炭优质产能持续释放,年产120万吨及以上煤矿产能达到总产能的四分之三,进一步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2019年,山西、内蒙古、陕西和新疆原煤产量占全国76.8%,占比较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2019年1~8月,新核准产能主要集中于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地区和新疆(33处中26处来自以上四省/区),仅内蒙古一地新获得核准煤矿达10处,产能6230万吨/年,净增产能6140万吨/年,占净增产能约3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1 2010~2019年全国原煤产量及增速
2.煤炭消费量增长1.0%,所占比重下降1.5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3.3%。其中,全国煤炭消费量约28.04亿吨标准煤,消费量增长1.0%,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测算,2019年1~8月全国商品煤累计消费量26.3亿吨,同比增长0.4%。
注:2019年消费量根据占比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2 2010~2019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及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2019年全国煤炭消费小幅增长。从主要耗煤行业看,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测算,电力行业煤炭消费量增幅较大,全年耗煤22.9亿吨左右,同比增长9%;钢铁行业全年耗煤6.5亿吨,同比增长4.8%;化工行业耗煤3.0亿吨,同比增长7.1%;建材行业耗煤有所减少,全年耗煤3.8亿吨,同比下降24%。
3.煤炭高效清洁化利用深入推进,煤电超低排放机组超过8亿千瓦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写入其中,这是我国在明确“煤炭消费比重进一步降低,清洁能源成为能源增量主体”的能源结构调整方向后,促进能源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发力方向。2019年,散煤治理、煤炭、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与现代煤化工等煤炭清洁化利用取得新进展,其中,北方清洁取暖累计替代散烧煤约1亿吨,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系统,煤电超低排放机组超过8亿千瓦,排放标准世界领先。煤炭清洁化利用工作加快从电力领域向非电领域扩展,部分地方按照“超低改造一批、达标治理一批、淘汰落后一批”要求,对纳入改造范围的钢铁企业有序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力争到“十四五”末,钢铁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削减。
二煤炭市场
1.煤价上半年迅速走高后渐归理性,下半年稳中有降
煤炭价格处于合理区间,年初以来稳中有降。一是中长期合同价格稳中有降。2019年,环渤海动力煤中长期合同(5500大卡下水煤)价格始终稳定在绿色区间,1~11月份均价556.2元/吨,同比减少2.6元/吨。从CCTD秦皇岛煤炭价格指数看,12月6日,CCTD秦皇岛周度均价5500综合价549元/吨,环比上涨1元/吨,但与年中5月6日均价591元/吨相比处于下行趋势。二是市场价格环比下降。2019年以来5500大卡下水煤市场均价599.7元/吨,同比下降59.8元/吨,比去年全年均价下降53.6元/吨。12月27日,秦皇岛港5500大卡、5000大卡和4500大卡煤炭综合交易价格分别为每吨549元、493元和443元,比11月29日分别回落8元、6元和5元。
(来源:秦皇岛煤炭网)
图2-3 环渤海动力煤(5500大卡)价格情况(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4 秦皇岛港煤炭价格情况(单位:元/吨)
2.煤炭企业仍保持较好盈利,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2%
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4789亿元,同比增长3.2%;实现利润总额2830.3亿元,比上年下降2.4%;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净额3510.5亿元,同比下降3.0%;资产负债率64.9%,其中大型煤炭企业为70%。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的90家大型煤炭企业利润总额(含非煤)1653.9亿元,同比增长4.5%。
2019年以来,煤炭价格虽有所下降,但整体仍处于合理区间,2019年煤炭企业继续保持了较好的盈利,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然而煤炭价格的下跌预计将会对部分企业盈利水平形成拖累,未来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仍有赖于自身经营及管理能力的增强。
(数据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图2-5 2012~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6 2013~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额及增速
3.煤炭进口总量延续增长趋势,同比增长6.3%
2019年全年原煤进口3.0亿吨,比上年增长6.3%,增速比上年加快2.4个百分点。分煤种,褐煤10259万吨,动力煤11542万吨,炼焦煤7466万吨,无烟煤719万吨。从煤炭进口主要来源国看,2019年全年中国从印尼进口13760万吨,从澳洲进口7696万吨,从蒙古进口3621万吨,从俄罗斯进口3224万吨,从菲律宾进口934万吨。
沿海地区共进口煤炭2.18亿吨,占总进口量的72.7%。分地区看,华南地区进口1.49亿吨,占全国进口总量的56%;其次为华东及长江地区,进口为0.69亿吨,占全国总量的26%。2019年,全国共出口煤炭602.5万吨,同比增长22.1%。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2-7 2010~2019年煤炭进出口数据(单位:万吨)
三煤炭储运
1.煤炭全社会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截止2019年12月末,重点煤炭企业存煤5385万吨。比年初减少116万吨,下降2.1%;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35亿吨,同比下降239万吨,可用20天。全国主要港口合计存煤5511万吨,较年初增加122万吨,增长2.2%
重庆国有煤矿整体退出
重庆能源集团14个煤矿关闭,退出产能1150万吨
即将废弃的逢春煤矿煤炭储存转运系统
这是重庆能源集团下属14对煤矿中完成井筒和出口封堵工作的第一个煤矿。
安全是个要害问题
1月20日,一份盖有“重庆市人民政府”大红印章的电子红头文件,在重庆能源集团各煤矿微信群及退休人员微信群中传开。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庆能源集团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正式下发, 宣布了重庆国有煤矿煤炭开采的 历史 终结。
重庆能源集团渝新能源公司打通一矿一位中层管理者表示,从去年12月初就开始着手关闭14对煤矿的准备工作了。
事实上,从更早时间,重庆就开始淘汰煤矿落后产能工作。
2004年起,重庆煤炭由净调出转为净调入。2005年,重庆开始对小煤矿进行整顿关闭,累计关闭煤矿1283个,淘汰落后产能4463万吨。
重庆市煤炭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重庆2014年有528个煤矿,至2020年底减至42个;2014年全市煤炭年产量4913万吨,至2020年底降至1748万吨。
重庆煤炭对外依存度提高,重庆成为全国结构性缺煤的主要地区之一。这1748万吨煤,虽然数量不多,却承担起压舱石的重要作用。一是平抑煤炭市场价格,二是在外省煤断供时满足电厂发电需求,三是保障边远区县居民及烤烟、陶瓷等小工业用能。尽管起到诸多作用,但安全问题却一直是重庆市有关领导最担心的要害问题。
2000年1月,重庆市召开全市煤炭工作会,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吴家农就在讲话中提醒煤矿单位:“煤炭毕竟现在已不是紧缺产品,犯不着为多挖几吨煤而消耗人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把安全放在首位。”
2016年10月31日,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业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682万元。该矿直接被依法关闭。
2020年9月27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松藻煤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死亡、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501万元。事故发生后,重庆市所有煤矿停产整顿。
2020年12月4日,重庆市永川区吊水洞煤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3人死亡、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2632万元。事故发生后,重庆市所有煤矿再次停产整顿。
2020年12月7日,重庆市委常委会打破常例,直接召开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就煤矿安全生产作了讲话,其中指出“,要下更大决心推进煤炭去产能工作……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2020年12月22日,重庆市政府召开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的专题会议。关闭煤矿工作走上台面,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庆能源集团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下发当天,重庆能源集团连夜召开14个煤矿主要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关闭煤矿的部署。
同一天,重庆能源集团下发了早就起草并经市里审核过的文件,正式通知“从即日起,渝新公司和资产公司立即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14个煤矿《安全技术方案》《闭坑报告》和《闭坑地质报告》”。
松藻煤矿矿工在运泥土封堵井口
曾经有过高光时刻
重庆五大国有煤炭企业,南桐矿业公司、天府矿业公司、松藻煤电公司、永荣矿业公司、中梁山煤电气公司, 历史 上曾有过高光时刻。
据资料介绍, 重庆煤炭开采有上百年 历史 。
最早的天府矿区开采煤炭距今有200多年。而南桐矿区开采的最早记载是1842年。抗战时期,外地煤炭企业内迁,国民政府给予投资,纳入战时管理,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和中国煤炭先驱孙越崎通力合作,使南桐矿区和天府矿区的煤炭产业实现大发展。2个矿区的煤炭年产量达到几十万吨,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能源保障,也为重庆煤炭产业发展奠定了人才、技术和管理基础。1949年,重庆市煤炭消费量达88.97万吨。煤炭在重庆市能源消费的比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达97%。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重庆市煤炭能源消费比率始终保持在70%以上,至今仍保持在50%以上。
1979年前,五大国有煤矿产量占重庆煤炭消费量比率的90%以上。后因小煤矿产量大幅攀升,国有煤矿产量占比下滑,但仍与小煤矿两分天下。
1990年初和2000年初,经两次较大规模的整顿关闭,重庆5个煤炭企业的煤矿数量和产能本该减少,但通过建新矿井和生产矿井的技改扩能,产能和产量不降反增。重庆能源集团成立前,五大国有煤炭企业的年产量有1143万吨,占全市煤炭年产量的40%左右。
重庆能源集团成立后,在重庆市煤炭消费量最高的2013年,该集团36对生产煤矿(另有11对在建煤矿)实现产量1464万吨,占全市煤炭产量的53%。
到2020年底,重庆能源集团保留了14对煤矿,年产能1150万吨,仍占重庆市煤炭产量的大头。
打通一矿井筒封堵现场
产业危机早已显现
重庆煤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重庆煤炭产业的危机,在2017年底的重庆国有煤矿整合中就已开始显现。
那一年,5个矿业公司在“集中好苹果、甩掉烂苹果”的改革下被拆散,整合成准备上市的渝新能源公司,总部设在远离煤矿的主城区。不少人认为这次改革“导致管理鞭长莫及,管理成本上升,破坏了企业的向心力”。
而此前10年的资源扩张,四面出击,也透支了重庆国有煤矿的精力。
盐井一矿建设,投入14亿元。
梨园坝煤矿建设,投入15亿元。
兴隆煤矿建设,贷款利息为1.2亿元。
重庆市外的木孔煤矿、庙新煤矿、柿花田煤矿、吉源煤矿、官仓煤矿、纳佐煤矿以及新疆的一个公司,总投入逾50亿元。
这些煤矿有的没建成,有的建成了还没生产就关闭了。因为搞扩张而背上巨额债务,全集团负债率超过警戒线,煤矿安全生产存在隐患。
曾经的煤炭运输铁路专线而今成为陶瓷厂的临时堆放场
“五个一批”安置人员
一次性关闭14个重庆相对规模较大的煤矿,涉及2万多名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职工。与此同时,重庆能源集团内部为煤矿服务的和业务与煤矿相关的单位仍有几千人需要安置。
1月12日,重庆市国资委出台安置办法,提出“把职工安置作为淘汰煤炭落后产能退出煤矿工作的重中之重”, 坚持“企业主体、部门指导、属地帮扶、依法安置”的原则,通过“五个一批”的方式对涉及企业职工进行安置。
内部退养一批。 对需安置且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之内、再就业有困难的,职工本人自愿选择、企业同意并签订协议后,可实行内部退养。
转岗安置一批。 对有转岗意愿的职工,可通过重庆能源集团内部安置、市属国有企业安置、属地政府安置等方式转岗安置。需要职业技能培训的,可按规定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转岗就业。
市场安置一批。 充分发挥公共人力资源市场作用,收集储备合适就业岗位,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自主创业一批。 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职工,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等支持,并享受财政贴息。
兜底安置一批。 对劳动模范、先进职工原则上优先安置;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纳入 社会 救助范围,保障基本生活。
重庆能源集团在具体实施安置时,采取了多渠道、分批次安置的策略,明确“先基层一线、再矿厂科室、最后职能部门”与“优先安置劳动模范、先进职工、困难职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工人自主选择安置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到2月10日,基层一线工人安置选择将结束。据了解,截至1月底,重庆市国资委请管辖范围国有企业提供了3000多个安置岗位,但选择的职工目前很少。据笔者了解,主要原因是安置岗位大部分薪酬水平在月薪3000元以下,而且有不少是临时工、劳务派遣工。除少数职工选择“内退”外,大部分职工更倾向于选择拿经济补偿后自己去市场找工作。
本次一线工人的安置选择完成后,将进行后两批次职工安置的选择。采访中,不少职工对提供的安置岗位不抱太大希望,但又无其他办法可想。
渝新能源公司董事长张邦安表示,该公司谋划的7个项目正在积极、稳妥、快速推进,希望能够赶上安置一些职工。
“这些项目虽然目前还在纸上,但有一线希望总是好的。”一位煤矿中层管理人员说。
已经关闭煤矿的工业广场
应对措施亟须跟进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庆能源集团淘汰煤炭落后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提出,关闭煤矿要依法推进、标准约束、政府引导、稳妥处置、责任导向,同时严禁违规设置煤矿关闭退出“过渡期”和“回撤期”。
在全国煤炭供应趋紧时期、重庆用煤用电高峰时段,关闭全部煤矿,人们不免担忧重庆的能源保障问题。
重庆市煤炭学会专家表示,重庆缺少能源资源,每年4500万吨至5000万吨煤炭,是刚性需求,无可替代。14个国有大矿关闭,年产能虽然只有1150万吨,但对重庆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是可以减少对外省煤依赖,防范煤贩子炒作,有效平抑煤炭市场价格;
二是这1150万吨煤,刚好可以在外省份煤炭供应出现突发情况时,保证全市主力电厂运转;
三是可以满足边远地区居民和小工业能源需求,避免砍伐林木,区县经济下滑。
14个煤矿关闭后,1150万吨煤炭供应缺口该如何弥补?陕西省承诺,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入渝煤炭100万吨。其余的煤炭缺口,还需寻找新途径。
目前,重庆地区煤炭供应紧张,煤炭价格上涨,电厂进煤价格比2020年9月底上涨30%至70%。
煤矿上游企业面临困境。据透露,本次关闭的国有煤矿欠外部200多个供货商货款2亿多元,欠内部企业7亿多元。
国有煤矿关闭让地方小煤矿同样紧张起来。“关了大矿,小矿也得关。”一位小煤矿矿主表示,“前几年为迈过不断提高的煤矿准入门槛,我们已经赔了不少钱,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
“煤矿多在偏远山区,周边农村长期依赖煤矿生存发展。突然失去依靠,住在矿区的人们工作、生活都面临新挑战。”一位镇政府官员表示担忧。
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巩固和拓展重庆市外煤炭、电力和成品油等供应渠道,提升安全的多元化能源供给能力,应是当前重庆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作者系重庆市煤炭学会专家库政策研究组副组长,图片由本报通讯员李淼提供